王印林的包里总少不了这三样东西：一瓶无糖无盐的矿泉水，一个无糖无盐的面包，一张应付冗长队伍的小板凳。都是为同行者准备的。
医院像是一个迷宫。孤独、恐惧、茫然困住了难以计数的人。站在王印林身旁的，往往是怀抱病童的慌张父母，不敢独自面对疾病的中年人，以及智能系统前手足无措的老人。像王印林这样的职业陪诊员，正在成为都市里的一种新兴职业。以下是两位职业陪诊员的自述。
一
我叫秦天，28岁，做陪诊不到一年，跑得最多的是上海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前段时间，我遇到一位六十多岁的阿姨，她两年前得了癌症，动过手术治愈了，但最近觉得身体不适，来上海复诊。
我之前是上海一家三甲医院的护士，陪患者做完检查，拿到结果的时候我大概就能知道这个患者的命运了。那天我帮阿姨拿到医院的化验单，知道她的时间不长了。
我没敢告诉他们，如果患者主动问，我也会有所保留。后来我陪他们进诊室，医生就说：癌细胞复发，情况很紧急，摆在你面前的路只有化疗。她身边的老伴整个人都傻掉了，阿姨却反过来安慰老伴。
我们出了医院后，来接她的儿子第一时间帮妈妈开车门，仔细调好座位，问妈妈觉得怎么样。他们给人的印象就是很孝顺的儿子，和一位总为孩子着想的妈妈。
这种时候我都会觉得特别难受。我想到了我爸爸，他50多岁，也是得癌症走的。之前我和我妈都不知道，他是肺癌晚期，从确诊到离开整个过程不到10天。
之前朋友介绍我进入陪诊这一行，我很惊讶，发觉这比我在医院做护士工资还要高。但我爸去世之后，它对我来说意义就不一样了，再也不是工资高低的问题。
我所在的是一家健康咨询公司，上海的医疗资源比较丰富，找到我们的患者首先是想通过我们更快获取一些比较好的号源，比如专家号，然后才是导医、陪伴的需求。费用也根据每个人的情况而定，一般都在千元以上。我现在一天至少要陪三四个患者看病，他们很多都是从外地来的、上了年纪的患者。
每次接到患者的前一天，我都会提前做一些功课，分析他们之前的住院记录和检查单，方便第二天跟医生更准确描述病情。肿瘤医院每天人都很多，我排过最长的队排了四个小时，最忙的时候，一天下来喝不上一口水，一顿早饭抵一天。
5月中旬我遇到一个患者，他60多岁，肺部有积液，插了管，咳嗽得比较厉害，是坐在轮椅上被推着来到肿瘤医院的。我陪他去医院挂专家号、做检查，他跟我爸的情况很像。
老人的孩子很害怕，他们一直找我问，应该要怎么办，我陪他们跑了医院的好几栋楼，差不多天黑了才做完这些全身检查。
肺部肿瘤的存活率其实很低，我悄悄跟他的儿媳妇说：“先不要直接跟老人说，等活检报告出来后，如果确诊是肺部恶性肿瘤的话，就必须做好心理准备。”
第一次陪诊结束，我和公司强烈要求（这个客户的）下一次服务也派给我，我想帮他去取报告，想陪同他接下来的所有看诊。
我陪着患者等了大概两个星期，医生说他最多有两个月的时间了，癌细胞恶化很快并转移到其他部位，最后家属选择回家保守治疗。自始至终我们都没有把这个事实告诉老人。
二
我叫王印林，今年40岁，本身是医学专业出身，已经做了三年多陪诊员。
我们现在的客户以黑龙江省的为主，有偏远地区来哈尔滨省三甲医院会诊的，还有想跨省去北京上海就医的。客户最核心的需求大多是熟悉医院的流程和布局，然后更快更好地获取医疗资源。一般来说我们不接急诊单，也不接堕胎单，因为这可能涉及到人道问题。
客户中小孩、中青年和老年人都有。小孩生病的时候，大人如果不熟悉医院的整体流程，容易慌。而中青年人，很多人是很恐惧生病的，一些轻症状会让他们怀疑自己得了癌症。这些年轻人既不敢跟父母提到自己的病，又恐惧一个人上医院，这时候他就会找到我们。
黑龙江老龄化比较严重，我们服务过最多的就是老人，子女在外地为父母下单，由我们代替陪同老人进行一些常规体检、看病。每次进到医院，见得最多的就是围着导医的老人，“这个软件怎么下载”，“怎么登录”。现在的医院都支持网上预约挂号、网络支付，老人都不会使用；很多检查，比如采血，到哪签到、到哪候诊，这些老人也都弄不清楚；现在连病历都是电子的，患者在问诊结束后自助打印，但老人们弄不明白，看完病就直接走了。所以很多老人从一开始进医院就是茫然的，事无巨细地，我们要陪着他们把这些流程一一走完。
大部分老人对花钱购买陪诊服务是不太认同的，服务这类老人时，我们通常会提前和家属对好口径，自称是他们家属的朋友。而对中青年人群来说，他们觉得看病找熟人陪会欠人情，托关系挂专家号可能要欠下更大的人情，所以情愿找我们花这笔钱。但总体来说，当前陪诊服务还没形成规模市场，人们付费购买的意识还比较弱。
目前我们的陪诊套餐有四个价位，省内的普通陪诊298元，VIP服务998元；省外的分别是1690元和6990元。大家购买最多的是“298元，陪诊4小时”的基础套餐。
我们陪诊中最常碰到的是一些窘迫状况：有患者查出肿瘤了，但因为住院和手术费用，儿女分歧，家庭不和；还有更多的人，从外地转院过来，诊断了疾病是能治疗的，但是家里没有经济条件只能回去了。
我们在陪诊时能感受到，亲情在很多因素干扰下淡漠了。对此，我们没法评价或干预太多，陪诊员的服务从医院门口接诊开始，到门诊楼分别之后就结束了，这有限的几个小时，对我们来说，能做的就是当好医生和患者之间的桥梁。
（文中人物为化名）
（《中国慈善家》2021年第6期 魏芙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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