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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们谈中华文明史一般都称“五千年”。现在，我们应该在五千年基础上加一个“多”字，完整的表述是“五千多年文明史”。这个“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多”字，来之不易。
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开篇为《五帝本纪》，继之以《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这些“本纪”以“世系”为坐标，以中原地区历代部族共主与君王为叙述中心，将中华文明史的上古段基本上钩稽起来了。然而，从年代学角度考察，司马迁在他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里，由公元前100年往上逐年推排具体的历史年代，只能排到公元前841年，即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再往上的《三代史表》，便只有世系而无具体年代了。
至于公元前100年之后的年代则有《汉书》《后汉书》，直至《清史稿》等二十四史完整的记载。因此，公元前841年加上公元后的2021年，总共只有2862年。
司马迁的年代学研究主要是通过文献记载中的年代资料作排比推算，我们可称之为文献年代学研究。这种方法的不足之处是，假如某段王年资料失传，那么相关的年代就无法确定。有鉴于此，西汉刘歆在他的《三统历》《世经》中就另创天文学年代推算，即利用天象来确定年代。这就解决了没有直接王年资料的年代问题。唐代一行的《大衍历》，宋代邵雍的《皇极经世》、刘恕的《通览前编》等，则继续“天文年代学研究”的方法，对公元前841年以前的一些年代作了进一步调整与补充。
1917年，王国维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著名论文，利用河南安阳新出甲骨文资料，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殷王世系大致可靠，其中小有差误，亦可据甲骨文而得以纠正。到1925年，王国维受聘清华国学院导师，其讲义《古史新证》进一步利用青铜铭文资料推断《史记·夏本纪》所载的世系亦大致可靠。王国维开创了利用地下出土文字资料来印证传世文献的古史研究新方法。
在王国维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利用甲骨文中的天文资料研究殷商王年。如甲骨学家董作宾于1930年代作《卜辞中所见之殷历》《殷历谱》等；同时期的天文学家刘朝阳作有《殷历质疑》《殷末周初日月食考》等。这些可称之为“甲骨文年代学研究”。
新出土的商周青铜铭文也往往记载有王年、月相、干支等资料。于是学者们据此推断商周年代。如刘师培发表《周代吉金月考》，吴其昌出版《金文历朔疏证》，其后又有丁啸《西周王年与殷世新说》、陈梦家《西周年代考》等，是为“青铜铭文年代学研究”。
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主持发掘了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1926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李济主持发掘了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这些工作，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从而使上述传统的年代学研究能够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考古学迅猛发展，迎来了大发现时代。我们不仅发现了夏商周三代王权都城、宫殿遗址，以及相对应的诸侯方国都邑遗址，而且还有系统完整的佐证资料。司马迁《史记》所载夏商周三代的王权世系，不仅有了甲骨文、青铜铭文等出土文字资料的佐证，而且还可以落实到具体的都城遗址及其测年数据之中。
过去，疑古学者认为五帝时代是神话传说，虚无不可靠。而王国维在《古史新证》里据神话学理论指出：“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王国维之后，蒙文通作《古史甄微》、徐旭生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进一步论证了五帝时代的“历史素地”。而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考古区系类型学”的文化历史分析，与“考古聚落形态学”的社会历史分析，更使得五帝时代的部族文化与考古学文化有了对应分析的可能。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与本世纪前15年，国家组织多学科专家联合攻关，先后实施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两个工程首先对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两个阶段作出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着重对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具体年代进行多学科论证，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阶段性成果，具体如下：
夏代：前2070年—前1600年
商代：前1600年—前1046年
西周：前1046年—前771年
这是基本的年代框架。夏商周断代工程还对商代后期与整个西周的每位王年作了排定，如商王武丁为前1250年—前1192年，西周武王为前1046年—前1043年等。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五帝时代的年代框架也作出了如下推断：
前3800年—前3300年：古国时代的初期，文明萌芽
前3300年—前2500年：古国时代的早期，文明起源
前2500年—前2000年：古国时代的晚期，文明形成
中华文明史，如果从文明起源早期的前3300年算起，距今已有5300年了；如果从文明萌芽的前3800年算起，则距今已有5800年了。
（原题：《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是如何认知的）
（《学习时报》4.26 江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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