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厂实习

    又一次，程佳被关在宿舍门外。

    不到半年，她已经十几次“晚归”，每次都不得不叫醒不耐烦的宿管阿姨。临近毕业，她不是出去聚餐，或者唱歌到忘记时间，而是从一家互联网公司实习下班后，能赶上的只剩末班地铁——这条北京运营到最晚的地铁线路之一，到达学校附近车站的时间接近零点。

    从大二暑假开始，程佳就几乎没有中断过实习，她投出过上百份简历。眼下这家“互联网大厂”是她的第六家实习单位，为了这次机会，她经历了3轮面试。现在，再坚持一个月实习就要结束。如果顺利，这将是她简历上最具分量的一笔。

    这段经历甚至会影响她的求职。对正在准备求职的大学生来说，如果把学历看作一个“不可变量”，那么实习就可能是弹性最大、最重要的“变量”，甚至可以成为在就业市场上逆袭的“硬通货”。

    实习越重要，高“含金量”实习岗位的进入门槛越高。如今，“985”“211”高校已经不再意味着万能门票，“一周到岗4天”“抗压能力强”“有相关实习经历”逐渐成为标配。

    程佳庆幸自己觉醒得足够早：就业激烈竞争的起点不是毕业招聘，而是实习。

    程佳的第一份实习

    上大学前，程佳期待大学的课余生活“有听不完的讲座、参加不完的社团活动，没课的早上可以睡到自然醒”。但这些最终很少发生，相反，“这届毕业生比较难”之类的文章总是出现在她手机上，尽管她清楚，这大多是制造出来的焦虑。

    决定开始实习，是因为她“觉得必须做些什么，让自己心安”。

    她的第一份实习是在一家老牌国营出版社，算是专业对口。她负责维护更新出版社的官方微信，每天推送一篇稿子就是全部的工作内容。

    办公室里的老师大多是父母辈。“与其说他们是我的‘老师’，不如说他们更像我的‘叔叔阿姨’。”程佳笑着说。

    比起工作，老师们似乎更关心她的生活问题，“谈恋爱了吗？”“以后打不打算留在北京？”虽然也有问题会让程佳觉得尴尬，但她从未怀疑过对方的真诚与善意。

    她说在这段实习里，自己几乎没有感受过压力，老师们每天下午5点准时下班，中午有午休时间。她经常看到，下午2点到4点，有些老师会到楼下打太极拳。

    在很多方面，程佳的第一段实习都称得上顺利、舒心。但是两个半月后，她选择了离开。她确信，这不是自己想要的工作，“虽然轻松，但是太没劲，一点也不热血”。

    从这一点看，中南大学的屈然显然更“幸运”。因为朋友推荐，她第一份“正经实习”就进入了当下最“热血”的行业之一——互联网，2019年，大三的她成为大厂的一名人力资源实习生。

    屈然的朝圣之旅

    对一个来自中部城市，自嘲是“非著名985高校”的大学生来说，到某大厂的北京总部实习，就像一场朝圣之旅，从进门的那一刻，屈然就开始打量公司的每一处细节。

    她发现，自己刷到的那些“大厂实习日志”并没有夸张。超大体量的建筑下，人群像蚂蚁一样从自动门里进进出出。再走近一些，可以看到每个人都挂着工牌，楼下的吸烟区围着一群身穿商务套装的男男女女，正在聊天或者刷手机。

    报到时，大楼入口太多，她在外面绕了几圈，差点迷路，结果赶上了上班高峰。通勤班车陆续开进园区，刹车泵的放气声此起彼伏。建筑内部，除了一部“高管电梯”，其余12部电梯前，很多人戴着耳机，端着咖啡，排起长队。在轿厢里，她闻到了浓烈的香水和发胶气味。

    虽然来之前她想象过很多场景，但感官冲击带来的震撼久未平息，所有的一切都仿佛在对她说：“欢迎来到精英社会。”

    几个小时后，这种感觉迅速崩塌。

    她领到的具体工作是转发邮件。上岗第一天，一连数个小时，她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挪动光标点击转发键。

    “这种无聊的，毫无技术含量的工作，你不仅要做，而且还永远做不到头。”屈然苦笑，这与她想象中“热血”“好玩”的互联网，相去甚远。

    可即便是这样的工作，一起实习的小伙伴们也“争抢着”去做。她所在的工作组一共有60多人，其中有20多个实习生。因为工位紧张，有人把电脑放椅子上，自己坐在马扎上办公，“一坐就是一整天”。

    很多人“工作”太忙，只能挤出午休时间偷偷做学校的事。大家比着加班，上午挤高峰地铁也要尽量早到，晚上一定要熬到领导走。

    一开始，她不太理解，小伙伴们为什么那么努力。后来她逐渐明白，“他们在意的是领导如何评价他们，而不是在这里学到了多少东西。”

    “他们有些是为了转正，有些是迫于领导的压力。”屈然感叹。她后来了解到，这个工作组最终没有一个人转正。

    和屈然的想法类似，程佳结束出版社的实习后，互联网也成了她急切想要体验的行业。

    “当时就觉得可以用一个创意撬动整个世界，可以改变很多事情。”程佳回忆她对互联网公司最初的印象，“里面都是年轻人，很自由、有朝气，每天都在一起头脑风暴，薪水也很高。”

    临近毕业，得益于之前“刷出”的几段实习经历，她成功拿到一家互联网公司的运营实习生岗位。那时她以为，这将是她学生时代的一场压轴大戏。

    总体看来，戏是演砸了。她在的小组一共5个人，6个月内，她的直属领导换了3任，产品换了4个，技术跑了两个，“最后干活的只剩下我和一个外包大哥”。

    陶桃感到的差异

    陶桃的学业计划也被疫情打乱。她在一所美国常青藤高校，念计算机相关专业。疫情期间，她不得不回到国内，在国内找实习。

    有时，她会感到明显差异。到国内互联网大厂面试时，面试官喜欢问“有没有做过项目，有没有实习经历”。她参加过硅谷科技公司的实习生面试，面试官更关心的是“你的创新精神，你如何跟团队合作，以及你的实习规划等”。

    “他们不会在意你快速上手的能力有多强，反而会把你当做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小白来看待。”陶桃总结，“国内的互联网公司，恨不得要求你一来就要什么都会。”

    她的一个同学，成功应聘了国内一家互联网大厂的实习生，“上午入职，下午就开始接需求”。领导曾多次提示，公司每天付薪水，不是让实习生来学习的。

    刘圆圆承认自己也喜欢能“快速上手”的实习生，她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一个业务负责人，另一个长期身份是“实习生导师”。

    “我觉得‘快速上手’能力可能有两层含义，一是他来了直接就能干活，二是他来了能很快适应。”她解释，“团队确实需要能直接接手一些事情的（实习生），但他再能干，能比得上一个两三年的熟手吗？”

    这些年，她见过很多“前慢后快”的实习生，他们前期上手慢，但是在慢慢调试、学习后，忽然在某个节点，开始爆发能量。

    “如果不给他们窗口期证明自己，可能就废掉了。”刘圆圆说，“我更看重这种‘快速上手能力’，是能尽快找到状态，而不是尽快做出成果。”

    陶桃了解到，国外的公司一般都有更加成熟的实习生制度。导师是一对一的，实习时间也是根据假期设置，比如暑期实习，通常是12周，刚好是个完整的暑假。如果表现好，可能会被直接转正，如果在大二，公司也会发出明年继续实习的邀请。

    “你会觉得自己虽然是实习生，但是是被尊重的。”陶桃说。

    在一家“大厂”实习时，刘楠也曾感受过这种“尊重”。入职不久，领导就告诉她，部门只有一个转正名额，“我看好你，那个名额就是你的”。

    后来她得知，一起实习的小伙伴，几乎每个人都得到过类似的暗示或者许诺，“我们像牛一样干活儿”。

    “不仅要自己干得好，还要说别人干得不好，可能还要防备着别人比你干得好。”她翻出一个白眼，“哼”了一声。

    实习临近结束，领导忽然宣布，转正名额经过调整，没了。

    毕业招聘时，程佳想回老家，一座南方沿海城市。她投了家乡的房地产公司和教育培训机构，但都因为没有相关实习经历被拒绝。

    最后，她入职了北京的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她猜测，是实习经历帮了她。

    （《中国青年报》5.26 杨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