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七看识人法”

    据说，明嘉靖年间，京城有一个裁缝，其所制衣服，长短、松紧、宽窄无一不贴身。

    有一次，他为一名御史缝一件圆领服，先问询对方年限资历。在常人看来，裁缝为人裁衣，只要量对方身即可，何必问年限资历，似乎多此一举。其实，问题并不这样简单。

    正如古话所言：初任雄职，意气高盛，其体微仰，衣当后短前长；在事将半，意气微平，衣当前后如一；及任久欲迁，内存冲挹，其容微俯，衣当前短后长。    

    裁衣的学问在于量体。平面的布料穿在多维体的身上，一律直剪难以适应有方也有圆、有凹有凸的人体。越考究的缝衣，曲线、弧线越多。或严谨或随便的心态，也可以通过肩线的弧度、袖口宽松、裤管大小、腰身肥瘦等来体现。

    京城这位裁缝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寻找对象的个性差异，把握人的不同意气形态，最后落实到对象所需要的衣服上。

    以个性度量人身，同样适用于度量人心。所谓人心，包括感情、智慧、心地、境界、品行。人心之美或丑、善或恶、真或假、好或坏等是很难捉摸的。天象有四季和日夜周期之变化，人心往往深藏于厚饰的外表下而难以辨识，“有的真诚，却是简装本；有的虚伪，却压模烫金”。

    除了人心深埋暗处而难测外，其因还缺少一把能度量其质地的尺子。有了这把尺子，就可以减少或避免不识人心所产生的后果。

    三国时，魏名将钟会文才武略超凡，被称为“非常之人”，其私下也表现出“不屈人下”之心态。司马昭据此断定有才智可破蜀，又料有异志而须防之。后来，果真如司马昭之预料。

    魏谋士郭嘉对刘表的判断，也是通过个性而识其人心的——

    刘表占据荆州后，满足于守荆而无远图宏志。虽然据地利之优势，多有逐鹿中原的机会，但未见其行动。曹袁在北方争霸时，他持中立，说是坐观天下，其实是虚妄之谈。

    郭嘉还进一步揭示了刘表疑忌的个性。比如，刘表要偷袭许昌，虽对刘备以礼相待，但并不会重用刘备率军出征。

    测人之心的难度在于由表及里，真正看清内心世界。由此，决定了把握个性这把尺子也是有一定难度的，要有一套制度和机制。为此，古人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如庄子的“九观法”、孔子的“知人三法”、李悝的“识人五法”、孟子的“知人四程序”等。

    曾国藩在吸收前人有益见识和经验的基础上，借助相面观，提出了“七看识人法”，即“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

    其间，虽或多或少含有一些唯心因素，但大体彰显了曾国藩处世从政、识人用人之老到。他虽处于社会动荡多变之际，但应变自如、事业顺利，一定程度上可归功于善于用个性这把尺子度量人心，而终无识人之大误也。

    就领导者而言，首要的是自身必须身正心纯、头脑清醒，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张居正有雄才大略，善于治国理政，不乏识人、用人之妙招绝招，但最终改革失败，本人也无好结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关键时刻带病提拔了心地不纯、与改革反对派关系不清的张四维、申时行等人。

    对张、申之所为，他不是不察，而是因其后期固执，听不得旁人提醒，违背了用人之初心和原则。故张居正之败，不只是败于改革的反对派。

    （《解放日报》6.1 朱林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