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国民心态与国际传播外部环境之间紧密关联，国际传播视域下的国民心态既依存于中国在整个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同时又作用于国际交往的实践活动。中国从全球交往的视角应对国际格局的变化，“平视世界与世界的平视”的提出意味着中国以更加自信客观的态度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积极构建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友爱互助的全球交往格局；同时也期望全球各个族群以更加平等的心态对待中国，开展与中国的交往和交流。中国传媒大学“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课题组联合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组织专家对国际传播视域下国民心态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
张毓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现代国家产生以来，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关系格局一直处于变化和发展之中。受本国历史、文化和国家关系总体格局发展演化的影响，国家内部族群会形成总体性的看待世界和国际社会的心态。这种心态会影响到国家和民族的对外交往交流实践。当然，心态与实践之间的逻辑关系十分复杂，心态在转化成为权力意志的过程中也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反之，国民心态不仅会受制于国家的实力、本土文化经验与生命体验，也会因国民的全球性交往经验而发生改变。国民心态的总体性变化有赖于一个较为长期的偏向性比较结果，并最终受作用于国家与民族的全球交往实践。
李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传播规划局主任编辑、博士）：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剧了国际传播领域的话语交锋，也让中国民众前所未有地在国际话语平台上发声。发声的视角与国民心态之间固然存在密切关联，国民心态决定着表达方式，而国民表达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文化思维方式决定的。从跨文化研究来说，话语表达的视角与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在当前国际话语空间中，中国政府、媒体和国民更倾向于采用平视的视角，也喜欢被世界所平视。相比之下，西方政府、媒体和民众在国际话语空间中常常“居高临下”，习惯于进行道德说教，这是由于：一方面，西方国家基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形成了文化优越感，以“文明人”自居；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文化具有很强的宗教情结，其居高临下的说教正是基于其宗教价值观中“己所欲，施于人”的理念，即要与他人分享自己认为对的、好的、有价值的东西。
何国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视角”是行动和思想主体看待外部世界的主观行为方式。从看待外在对象或主体的想象性空间位置而言，主要有仰视、平视与俯视三种视角。国际交往或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的“平视”，在行动与立场上表现为尊重彼此、平等相待。也就是中国正在致力于推动建设的新型国际关系的要义：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无论是传统文化中的“推己及人”（《论语·卫灵公》）、“均平”思想（孔子），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平等”，都蕴含着平视所包含的尊重、平等、友好与善意等良善思想。它体现着人与人友好交往的智慧、国与国正常邦交的原则。
当前中国能够实现在行动和立场上与世界平视，或平视这个世界，乃基于当代国人的健康国民心态的养成。国人具有平视外部世界的国民心态在于，一方面中国人具有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多、更便捷地了解外部世界的传播渠道和消息源，另一方面中国人、中资机构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多地走出国门，直观感受外部世界的变化与发展。上述两种方式极大丰富并提高了中国人的能见度，拓展了国人的行动半径，增强了中国的自信心和荣誉感，这些间接或直接的感受与体验涵养和型塑着中国人的国民心态。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科技、体育等领域领跑全球，不可阻挡地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这些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所创造的人间奇迹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所汇聚的磅礴力量，成为中国国民心态中能够激发民族自豪感的物质与精神元素。在中国积贫积弱时代倾慕“外国月亮更圆”——对发达国家的仰视感，被一种体现民族自尊的平视心态所代替。
王洪波（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今日之中国，是中国之中国，也是世界之中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从国际传播视角追溯近代以来的中外交流史可以发现，如何正确处理与世界的关系、重塑中国人民的精神独立性一直是中华民族面临的首要议题之一。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估算，中国从公元1000年开始，国内生产总值始终占到世界的五分之一以上。然而，这样的一个“老大帝国”，却以屈辱的姿态进入近代史。从此，民族复兴成为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一代代中华儿女开始了长达100多年孜孜不懈的追求。梁启超提出了“少年中国”，孙中山喊出了“振兴中华”，李大钊呼吁为“中华民族更生再造”而奋斗。
鲁迅曾说：“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人才有真进步。”只有到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才有了主心骨。特别是经过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无比增强。2014年《国家人文历史》杂志刊登过一组百年来中国人表情的老照片显示：清末的麻木和沮丧，民国的希冀和迷茫，新中国的亢奋和激昂，改革开放时代的自信和飞扬。作为社会起伏、变迁、发展的经历者，这些个体表情的显著变化，折射出的是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历史境遇，反映的是中国人民从精神上的被动转为主动这一历史性进步。
当今中国人已经可以平视世界。反过来，中国人同样希望获得世界的平视，能够与世界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不过，中国民众的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之间依然存在一条鸿沟。进入21世纪，“东升西降”的国际形势已经愈发明显，但自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以来逐渐形成西方中心主义直到今天，仍未发生根本改变。因此，我们就会看到，在美国当地时间2021年3月18日举行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的开场白中，美方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中国内政外交政策进行了无理指责，而中方也立刻作出了严正回应。两国在会谈期间的唇枪舌剑，反映出面对已经由一个积贫积弱的“东亚病夫”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西方在其规则占据主导世界地位的这么多年始终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进入一个深度调适期。
尚京华（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讲师、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100年前，中国还在遭受帝国主义和战火的蹂躏，那时候的中国人跪在地上任人宰割，对于西方列强甚至都不敢抬头仰视。在这100年里，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发展壮大到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从仰视世界到平视世界，这是数代中国人的努力奋斗。而当前国际传播所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包含着中国同世界关系的深刻变化，而伴随着这种变化的，还有国人心态的变化。
从各类媒体上国人发出的声音来看，绝大部分国人在心态上更加自信，也更坚决地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当然，在媒体上，也有很多有识之士指出，中国虽然在抗疫和发展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不可盲目自信，要看到中国在许多方面还跟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有很大差距。我非常同意这种观点，不仅是因为盲目自信很容易蒙蔽我们的眼睛，而且是因为在这个全民皆可做国际传播的时代，那些贬低别人、妄自尊大的言论很容易被一些外国媒体所利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使用“平视”这个词，说明中国还没有到可以傲视或是俯视别人的程度。避免矫枉过正、适得其反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即使将来中国国力发展到了世界第一，也不应该俯视其他国家。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这是中国在还不够强大的时候的态度，也是中国在变强大后同样应该秉持的态度。
反过来看，在国际传播中要想实现世界对我们的平视，恐怕还尚需时日。从目前主导国际舆论的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来看，自从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美国又回到了拉拢其传统盟友，借人权问题炮制所谓的中国议题，以此来打压中国的老路之上了。最近西方政客和媒体大肆炒作的中国“新疆问题”，就是最明显的体现。西方媒体公然违反自己所标榜的“客观公正”原则，随意捏造事实，抹黑中国，恰恰说明了这些国家从事实上并不愿意把中国看成是与他们平起平坐的国家，这其中既有国家利益的考量，也或是习惯思维使然。相信随着更多事实逐渐显露出来，世界对于中国的看法也会慢慢发生改变。
潘璟玲（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互动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部分，由此产生的国民心态是在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联系中不断完善的产物。由于受到历史与现实的影响，国民心态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它可能成为国际交往的助力，也有可能成为阻碍。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主体性是摇摆不定的，中国人看待自我的心态也一直处在失衡的状态中。马克思认为，人是按照自己的内在尺度进行交往的。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在向外寻求新的内在尺度以替代原来的尺度，这在五四运动以来那一大批文人身上就有所体现，即表现为一种自身交往冲突所造就的极大痛苦，这种痛苦正是源于对自我认知的极度否定。国际交往格局中，利益是永恒不变的价值导向之一。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改革开放以及如今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也在不断增强，物质的丰盈和国际地位的逐步提升带来了中国人民内心的相对富足。而只有对中国国民内部构建客观的心理标准进行自我审视，以平视作为中国全球交往实践中度己度人度物的标尺，中国国际传播才可能朝着更加平等对话、积极沟通的趋势发展。
张毓强：回到现实。现代性的全球历史文化所形成的西方中心主义心理虽然正在“大变局”中发生着变化，但世界各个族群长久以来形成的历史文化心理要发生根本性变化尚需时日。良性的交流与交往状态需要交流主体间的双向、多向心态调适，在调适过程中也仍然会有交流交锋甚至是碰撞。在此过程中，全球需要更加开放的而不是保守的、包容的而不是充满敌意的心态状态。平视世界的中国更需要平视中国的世界。
何国平：就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而言，基于平视世界的行为方式是一种理性、健康的国民传播心态。以平视世界作为方法可以破解诸多国际传播中的沉疴顽疾和跨文化传播中的聚讼。国家形象传播中的“妖魔化”或“污名化”效果，基本立场是以俯视的“观法”看待现实中对立或对峙方，刻板化、选择性所建构的扭曲印象。再如，基于偏见认知（biased perception）心态所导致的敌意媒体效应：由于不能平视，即平等、客观看待对象，因而主体对外部世界乃至客观媒体所传播的信息进行选择性接收和预设性解码，形成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中的敌意媒体感知。
总之，在国际传播领域中平视世界是一种平等尊重、理性健康的国民形态，它可以促进国际传播活动和跨文化交往，使国际传播变得更加友善、富有智慧。以平视世界作为方法论，我们理所当然反对本质上是俯视世界的交往，以及本质上是仰视世界“唯西方马首是瞻”的交往观。同样，中国也需要包括西方在内的外部世界平视中国，即来自“世界的平视”，平等、理性对待中国、尊重中国人民的制度选择与发展权。这样才能确立平等对话、理性交往的国际主体，而不是以居高临下的俯视对中国进行群殴。
我们需要的是，以平视为方法，与世界并肩同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进包括全球传播秩序在内的全球秩序朝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潘璟玲：“平视世界”应该是以一种平常心来看待中国与世界交往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挑战。在交往过程中交往主体之间的力量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今日之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确实在一定意义上提高了国民面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自信心。然而，即使我们的综合国力还未达到发达社会水平，“平视世界”也意味着我们要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来面对中国与世界的差异，以更加平常的心态面对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问题。
在国际交往过程中，交往双方的力量一定是存在差异的，但是平视要求客观看待彼此之间的差异，以更加包容的心态在平等对话中实现合作共赢。然而我认为想要实现世界平视中国，可能暂时还存在诸多困难，这就要求国际传播以更加坦诚的态度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平视意味着同时在自我与他者之间保持一定距离，客观审视自身与他者之间的差异，辩证看待自身与他者之间的冲突，积极主动调适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当中国能够以平视的角度看待世界时，中国也能够以自信客观的平和心态看待自我，能够自觉清醒地看待中国与世界的方方面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和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19AXW005）的研究成果。
（《对外传播》2021年第4期 张毓强 潘璟玲）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