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童年

    笔者主张“有机教育”，即顺天时、适童心、不催熟、不“鸡娃”，让每个儿童按照其天性发展。父母不必焦虑，而应静下心来陪伴孩子，在陪伴过程中发现孩子某种兴趣，然后因势利导地提供支持。对于校外教育而言，社会教育目的是“将孩子心灵点亮，而不是将大脑塞满”

    “教育内卷化”和家庭焦虑的根源

    “内卷”概念最早出现于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的《农业的内化》，形容一种“很辛苦又很不经济”的模式。时下，中国儿童教育也出现“内卷化”现象——“大多数家庭、家长、孩子都在为超过“别人家”而努力，但到头来，所有人都感到精疲力竭，整体教育效益并没有显著提高。

    从大的背景来说，家庭、家长们越来越焦虑，可能与我国发展过快有关系。过去经济发展较慢，社会竞争没那么大，社会节奏没那么快，学校排名之风没那么盛行，尤其是学历与收入的联系也并未像现在那么紧密，家长的心态也就比较平和。

    时下，家庭、家长们的焦虑也与新科技的快速普及不无关联。研究发现：众多家庭存在的“鸡娃现象”与智能手机微信群的普及应用呈正相关关系。比如，当家长加入各种育儿微信群后，在微信群里看到的各种育儿信息越多，反而可能更加焦虑。原本每个家庭信息是闭环的，如今大家在一个微信群交流育儿经验，看似信息对称，结果却看到别人家如何“鸡娃”，别人家的孩子如何努力，结果导致越来越多家庭无法淡定，被迫卷入竞争，“教育内卷化”由此愈演愈烈，甚至有些家长从“孩子成绩焦虑”发展到“学校排座位焦虑”。

    按照经典“焦点理论”，随着孩子年龄增长，家长对孩子的关注焦点一般会发生改变，相应也产生了不同的焦虑：

    （1）学龄前阶段，多数家长过度重视孩子各方面技能的学习及身体营养状况，往往忽略孩子本身行为习惯的培养，对心理健康的关注度也普遍较低。“幼小衔接”是引发此阶段家长焦虑的主因。

    （2）进入小学，学习问题引发家长较大范围的焦虑——孩子缺少学习目标和计划、学习缺乏自信、写作业不认真等成为家长关注的“焦点”问题。小学学生的生活习惯依然是问题，他们的自理能力并未随年龄增加而改善，这与父母宠爱、家长担心学习时间被占用关系密切。其中，有三成半学生生活习惯问题是因沉迷电视网络而导致。

    （3）到了中学，尤其是进入高中，因学习成绩产生的焦虑情绪在家长中开始下降，“焦点”转向亲子沟通、互动、相处方面，约五成中学生不再或极少与父母沟通，父母与孩子冲突的数量明显增加。多数家长和孩子沟通的频率、质量明显下降，一些家庭出现了亲子关系恶化的状况。

    与此同时，传统教育学的“焦点理论”也在遭遇新世代、新科技的挑战。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过去孩子一出生，先是接受家庭养育，然后进入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接受正规学校教育，再从大学毕业走上社会，接受社会规训，是一个经典的社会化过程。而进入互联网时代，比如疫情期间孩子居家上网课时期，家长扮演着督促孩子学习的角色，孩子同时要接受来自学校、社会各种多元化信息，这对传统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构成挑战，导致家庭、家长和孩子普遍感到焦虑，未来家校社协同育人的重要性、紧迫性凸显。

    “精英教育”和“小众教育”各具不确定性

    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人均GDP接近或超过25000美元之后，基本已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当家庭“基础民生”问题解决以后，人们自然会追求“质量民生”。“教育民生”自然而然地成为家庭普遍关注的头等大事。大城市的家长普遍不再担心孩子“有没有学上”的问题，而是担心孩子能否进优质学校。表面上看，这是孩子们的竞争，其背后实际反映了中国中等收入家庭的竞争与焦虑。甚至可以说，对不同教育模式的选择，事实上反映了中国不同家庭对未来社会所需要人才的一种趋势性判断。

    一般来说，大多数家庭仍会选择传统的“精英教育”，即让孩子按部就班、拼命刷题、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走应试中高考的教育模式。也有一部分家长开始放弃上述模式，选择“小众教育”，去国际学校就读，走培养孩子的个性和自由、创新能力的教育模式，未来也不打算参加国内高考，准备送孩子出国。还有部分家庭则在上述两种教育模式之间犹豫、徘徊。客观地说，上述两种模式很难说谁优谁劣，关键要看孩子更适合接受哪种教育模式，但无论选择哪种教育模式，其实都存在不确定性与风险。

    以“精英教育”为例，教育界曾对过去30年中国科大少年班的大学生发展做过追踪研究。回溯研究结果证实，过早定向的精英教育、天才教育，效果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好。像科大少年班的既定目标是希望培养出一批立志于基础学科研究的科学家，但有研究通过对3162名少年班大学生“长时段”的追踪调研发现，其毕业生中仅有8%最终成为从事科研或高校教授，而其他人不乏选择当和尚、快递员，也有人考了二级心理咨询证书、在社会上做心理辅导。当然，就总体社会环境而言，时下国内的大学毕业生，从事职业与所学专业对口率还不到20%。

    再以出国留学为导向的“小众教育”举例，伴随出国留学大众化时代的来临，出国留学教育回报率越来越低。随着留学门槛的逐步降低，出国留学不再是富裕家庭才可以实现的目标，几乎每个人都有机会选择出国留学。《2019年中国留学生意向调查报告》显示，忽略不清楚家庭年收入的部分（占28.82%），家庭年收入为“11万~20万元”的占23.45%，家庭年收入10万元以下的占6.82%。留学生回国后，约72%的人进入企业，5%的人开办自己企业，16%的人正在寻找工作。从CCG（全球化智库）调查数据来看，“海归”群体中61%的人选择回到自己家乡，13%的人去了北京，8%的人去了上海，7%的人去了广东。由于近年来每年有约百万人回国，留学回报一年比一年低，单位没理想中那么好，工资也远未达到预期水准。因此，每个家庭对教育模式的选择、对教育投入与回报的权衡，也成为焦虑之缘由。

    对此，有人曾提议说，现在高考是“一考定终身”，要多考几次才公平。其实任何制度都无法做到尽善尽美，只能尽量减少缺陷。未来伴随新科技、新业态的不断涌现，个人更是越来越做不到“一考定终身”。这也说明，教育原本就具有不确定性与风险。教育学家比斯塔将其称为“教育的美丽风险”，意思是指教育过程就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且教育就是因为这种风险的存在而美丽。而家庭教育需要面对的不确定性，则成为家长陷入焦躁的客观基础。我国的教育问题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的导向问题。教育焦虑只是社会焦虑在普通家庭、每个孩子身上的一种折射。如若针对此类问题不作出制度性改革，教育焦虑及家庭成本将继续维持在高位。

    AI时代破解“教育内卷化”，需各治理主体协同努力

    在AI时代，新科技普遍应用的社会状态可用“加速”来描述。当下中国社会的“加速”状态，最突出地体现在，它从一种相对稳定和静止的形态迅速切换到一种不稳定和加速演化之状态。社会的“加速”正在解构原有的社会结构，也在形塑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因此，现在很难再用单一办法来处理复杂问题。学校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同样如此，必须通过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来解决上述难题。

    1.对于学校教育而言，教育评价须破除功利化的“五唯”评价

    功利化评价反映到教育评价上，就是“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在新时代要打破“五唯”，建立起科学的过程评价、增值评价和综合评价体系。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要求“创新评价工具，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探索开展学生各年级学习情况全过程纵向评价、德智体美劳全要素横向评价”。

    第一，必须改变用分数给学生贴标签的做法，加强过程性评价，将参与劳动教育课程学习和实践情况纳入综合素质评价。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注重学生的多元评价，将分数评估与综合表现评价相结合、课堂表现与学科测试相结合、日常成绩与关键考试相结合。

    第二，评价方法注重实证性，特别注重增值性评价，即在学校教育和学生学习成长的过程中，关注学校效能的改进与提高幅度、发展和变化倾向，以及学校所规定的发展目标的实现情况和学生成绩的提高情况，重视和强调学校质量的持续提高。

    第三，教师评价不仅要对学生过去学习加以总结，也要对学生未来的学习作出方向性、路径性、策略性引领。把评价作为教育的内在动力，驱动教育立德树人目标的实现。

    第四，学生是具体的人，其成长是一个连续的动态的过程，因此需要进一步强化过程评价，改进结果评价，更加关注学生成长状态。每一个具体的学生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其学习和发展的起点、过程和结果都有很大的差异，因此评价必须尊重学生发展的差异性、丰富性。

    2.对于学校老师而言，切勿拿儿童“大脑”与“电脑”竞争

    AI时代人工智能的算法，尤其是它的底层算法已经超过了人脑。据统计，人类顶尖围棋高手一辈子最多能下20万盘棋，而人工智能一个晚上能下100万盘，而且不知疲倦。这是数据之脑的特点，它做了人工、人脑无法做的事情。

    人类大脑容量是有限的，儿童大脑发展也是有阶段、有梯度的，其储存知识能力要大于提取能力，所以儿童的注意力是有限的。这就是为什么40分钟一节课，课间要休息的原因。儿童的神经回路会饱满，需要停顿。而机器深度学习，类似于蚂蚁寻找食物的过程。蚂蚁寻找食物就是无数蚂蚁不断试错的过程，最后有一只蚂蚁找到食物，它将信息传递给后面的蚂蚁，形成一个回路。所有蚂蚁就是通过不断试错，达到一个路径最优，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底层算法”。机器会不断自我学习、自我复制，最终成为一个很聪明的机器人。而人脑容量是有限的，不可能像群蚁那样去反复试错。

    未来的大多数职业，凡是能够被机器人、人工智能替代的行业，人脑都会被替代。有人说现在70%大学生学的专业到10年以后将全部被电脑所取代。那么，我们现在学习还有什么意义呢？未来学什么？时下怎么学？如何帮助孩子更智慧地学，这是我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指导工作面临的课题。总之，AI时代正在倒逼人们学习方式发生变革，我们教育评价也将随之发生变化。

    3.对于校外教育而言，社会教育目的是“将孩子心灵点亮，而不是将大脑塞满”

    时下众多培训机构通过K12考试训练，把孩子整个大脑训练成考试机器。各种标准化考试，效率很高，但不符合教育本原。最近中央强调“五育并举”，其根源正在于，人们过于关注孩子升学考试，一切围绕分数转，表面上强调素质教育如何重要，到了中高考，最终还是以分数作为选拔标准。这也是长期以来困扰教育学界的“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关系问题，如今用新的话语方式表达，即是如何处理好“育分”和“育人”的关系。

    AI时代社会教育应该大力倡导“ACE”（审美、创造、共情）学习策略。ACE学习策略之所以被国际认同，优势在于它基本符合我们人类教育本原——“教育应将孩子心灵点亮，不是将大脑塞满”。

    数理化学习固然重要，但在电脑已反超人脑的时代，以刷题、标准化考试作为唯一标准的选拔模式显然已经落伍。机器深度学习已能很好地解决所有“算法”问题，故“大脑”不应再与“电脑”去竞争。而电脑无法超过人脑之处在于，人具有“审美、创造、共情”，ACE学习策略可以让儿童拥有比电脑更加丰富、更有厚度的生活审美、创新与生命体验。

    理想的教育应实现“高科技”与“高情感”的平衡，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应加强合作教育，倡导分享教育、融合教育。AI时代人的情感与社会关系会变得越来越简单，人机关系中人反而会变得被动。现在不少“10后”孩子被关在家里，仅凭电子设备来观察这个世界，而他们见到的世界都是片面和被“改造”过的。为此，必须通过亲子互动、校园文化、社会实践，综合锻炼儿童大脑，使其神经回路链接更加丰富多元。

    4.对于家庭家长而言，应教会孩子“敬畏生命、学会生存、感恩生活”

    敬畏生命对儿童来说，首先要尊重、珍惜自己生命；然后对动物、对大自然持敬畏之心。怀有敬畏之心的儿童，一般都会珍惜生命。学会生存，既要教儿童学会谋生本领，又不要太功利。应理解人生的“不连续性”，学会目标和策略的区分。现在校园里有许多“A型学生”，即传统观念里那些“好学生”，他们成绩总是能得“A”。而“X型学生”则与之不同，他们的成绩并不一定拔尖，但愿意承担创新风险，勇于尝试新鲜事物，未来社会更需要“X型学生”。

    市场经济固然要强调竞争、强调效率，但孩子过早地进入竞争社会，反而会影响其心智健康发展，故笔者主张“有机教育”，即顺天时、适童心、不催熟、不“鸡娃”，让每个儿童按照其天性发展。每个孩子有他自己的成长节奏，有的发展快一点，有的慢一点，但最终大多会“开花结果”。父母不必焦虑，而应静下心来陪伴孩子，在陪伴过程中发现孩子某种兴趣，然后因势利导地提供支持。特别是要教育孩子感恩生活，学会分享、学会善良、学会合作，孩子才会成长得更加自信、更加平和、更加善良。

    （本文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5期 杨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