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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之所以发生，自然离不开少数革命家的组织、动员、宣传、鼓动，但最初的革命家总是少数人，如果单凭他们的力量，革命难以成为社会大潮，更难以成为实现新旧政权更替的方式。最重要的是革命者的身后，有一大批他们能够影响与带领的民众，这些民众才是革命的基本力量。没有民众的参与革命成功是很难想象的。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曾多次以刺杀、制造爆炸等为革命手段，虽然也给满清政府造成了很大的震动，但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其统治。以武昌起义为标志，辛亥革命成为一个群众性的运动，终于推翻了满清王朝。
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有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决定“以俄为师”，提出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这是一条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一条通过暴力的方式实现革命目标的道路，但他们在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中毕竟只占少数。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挫折中奋起，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中重生，其中自然有诸多的原因，但最根本的，是中国共产党得到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民众的支持。
那么，这些民众为什么能支持中国共产党，能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呢？要知道，革命是同现有统治力量的公开对抗，这种对抗的后果往往有一大批的革命参与者流血甚至牺牲生命。生命对于任何人都是宝贵的，但为什么在革命过程中有那么多的人，不怕流血甚至不怕失去生命而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革命中来，其中有少数革命组织者、领导者确实出于他们的信仰，但对于大多数革命的参与者而言，更多的还是残酷的现实，使他们除了参与革命之外无法改变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而他们革命前的这种状况，不能保障他们基本的生存权利与作为一个人的基本尊严。
无须说，统治者无法继续统治下去，前提是被统治者无法继续生存下去。外敌入侵不但损害了民族尊严，甚至毁坏了人们的家园，剥夺人们的生存权利，不抵抗只能国破家亡。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主要没有发生在城市而是乡村，而且大片的根据地没有开辟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这样经济相对发达的农村，而是井冈山、赣南、闽西、大别山、秦巴山、陕北这样的落后地区，革命的主力不是城市的产业工人而是农民？一个重要的原因，工人和城市游民虽然生活在城市的底层，但他们的生活状况很可能要好于进城之前，否则他们不会留在城里。同样，长三角、珠三角这些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地方，农民的生存条件无疑总体要好于赣南、闽西等落后农村。
1930年5月，毛泽东在江西寻乌调查时了解到，寻乌农村的剥削形式，分为地租剥削、高利贷剥削和税捐剥削3类。高利贷剥削有多种方式，如钱利、谷利、油利等，其中谷利是“富农及殷实中小地主剥削贫农的一种最毒辣的方法”，6个月乃至3个月就要付50%的利息。贫农还不起债，或生活不下去了，就只有最后一条路：卖奶子（即卖亲生子）。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写道：“我就是历来疑心别人的记载上面写着‘卖妻鬻子’的话未必确实的，所以我这回特别详细问了寻乌的农民，看到底有这种事情没有？细问的结果，那天是三个人开调查会，他们三个村子里都有这种事。”所以毛泽东说：“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在这样的地方扎下根，并且能够组织动员众多的农民参与到革命当中来。
很难设想，如果广大农民生活小康、日子安逸、温饱已经解决甚至衣食无忧，能够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如果没有农民便没有革命，那么，关键问题是，究竟是什么把农民变成了革命者？如果造成农民反叛的条件可以通过改革来得到改善而不使之恶化，那么，就存在着某种和平的社会变革的可能性，而不一定非发生暴力动乱不可。”因此，革命从根本上讲，不是革命的组织者、领导者策动、鼓动的结果，而是社会矛盾尖锐的结果。
革命是有代价的，它不但会带来流血牺牲、社会动荡，革命的终极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在革命的过程中却可能在一段时间造成对生产力的破坏，但如果不革命，人们基本的生存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革命其实是社会矛盾无法调和的产物。
（连载二十二）
（《中共党史知识问答》罗平汉主编 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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