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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段时间，我不管白天黑夜都蹲在电脑前，浏览器同时打开几个标签页，左顾右盼，上下求索。不为别的，就为约上一针新冠肺炎疫苗。
在经历了几拨近乎失控的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美国各州政府在分发疫苗上铆足了劲。但随着大批“求苗若渴”的市民蜂拥而至，网站上每放出一批预约时段，就会被一抢而空。合上电脑后，我有一丝疑虑：如果连我预约接种疫苗都这么艰难，那么那些不会上网的、语言不通的人，该怎么办呢？
队长还是名高中生
正巧，没过多久，我就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纽约有个叫作“翻译苗”的组织，专门提供疫苗预约的中英文翻译服务，正在寻求志愿者。报名之后，我每周会收到一封邮件，集结了本周各个区招募翻译志愿者的信息。由于“翻译苗”表格设置的原因，你必须为自己的普通话和广东话水平打分，还只给了3个选项：“基本”“中级”“高级”。我硬着头皮给我的广东话选了个“基本”——其实我基本不会广东话。
确认邮件很快来了——周六早上11点，请到法拉盛的皇后区图书馆门口，联系队长凯文。虽然不知是否能帮上忙，但想为同胞做些事的心是真切的。周六早上，我坐了40分钟的地铁，来到了法拉盛这个位于皇后区的中国城。皇后区图书馆近期既是疫苗接种点，又是疫苗预约点。图书馆门口里三层外三层地排了几百人，我在攒动的人头中，靠手机找到了华裔男生凯文。一聊才发现，原来他还是高中生。
凯文披上一件马甲，上面写着NYC Test&Trace Corps（纽约市测试追踪团队）。这是一个纽约市健康医疗总局旗下的组织，其中有医生，也有社区工作人员。之前他们主要是联系新冠肺炎确诊人士，询问他们的密切接触信息（当然在美国，密接的追踪是很松散的，全靠个人自觉申报）。现在疫苗出来了，他们便在各个接种点帮忙。作为学生工作人员，在学校可以换学分，也有一些补贴。
图书馆门口支起的小桌子前，坐着两个医疗总局的工作人员，正在和一个华人老太太说话，随后就在自己的手机上帮他们预约疫苗。老人身后是长长的队伍，差不多都是亚洲面孔的中老年人。我凑过去听。工作人员是个拉丁美洲裔女孩，老人显然听不太懂英文，交流很费力。我连忙一个箭步冲上去，“我是翻译！”“太好了！你告诉她，这里虽然是接种点，但只接受70岁以上老人和政府雇员接种。这位老奶奶没到70岁，我们得帮她预约其他地点。”
我翻译给老太太听，老太太一脸忧虑。“其他地点，那在哪里呢？”拉丁美洲裔女孩把手机屏幕拿给老奶奶看——其实就在离这里一站地铁的花旗球场，下周就有好多空位。然而老太太拼命摇头，“我不知道怎么坐过去啊！”“那要不……你帮这位老太太问问他？”拉美裔女孩对我说，指向旁边一个男子，“他组织了一个车队，有很多志愿者司机可以接送老人。”
我这才意识到，原来这位一直站在旁边的印度裔大哥，是另一个志愿者组织的负责人。通过我的翻译，印度裔大哥告诉老太太，只要打疫苗前一个小时来图书馆门口，他们随时有志愿者可以发车送她去花旗球场。一切安排妥当，老太太对我说了好几声谢谢。拉美裔女孩正准备招呼下一个人，老太太敲了敲她的桌子。“三克油啊，三克油！”老太太拱手致谢，女孩也微笑回应。
三脚猫粤语起了作用
很快我意识到，根本不用担心别人不知道我是翻译。医疗总局的人基本都不会中文，但需要帮助的华人太多了，一看到我帮别人翻译，立马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守在我旁边。还来不及反应，我已经忙得像陀螺一样，一会儿被工作人员拽过去，一会儿被大爷大妈们戳肩膀。
一位说广东话为主、只会一点普通话的阿姨，需要给工作人员报电话号码，我试着帮忙。因为粤语里的数字和上海话很接近，之前我就特别留意过。我在脑子里先翻成普通话，再一位数一位数地报给工作人员，我这点三脚猫粤语关键时候显然还能起作用。
更亲切的邂逅还在后面。一位年龄很大的老爷爷，在老伴的陪同下赶来。他显然自知耳背，凑过来大声地问：“哪里可以打疫苗？”然后手托着耳朵听我们的答案。我们发现他已经80岁高龄，当场就可以在图书馆打疫苗。老爷爷兴奋得不行，虽然腿脚不便，竟然一蹦一跳地就朝着队伍末尾奔去了，老伴在后面喊都喊不住。
争分夺秒地抢占信任
很多人分不清翻译志愿者和工作人员，一股脑什么都来问我们。只要我能帮忙的，我也尽量解答。五花八门的问题背后，也看得出人世艰辛。有不少人问我们没有医保可不可以打疫苗（答案是可以打的）。还有人会对我们使个眼色，低声问一句，“没有身份可以打吗？”（答案也是可以的。）
还有一些问题就比较奇葩了。有人问我，到底是上午打好还是下午打好。有人好不容易给一家四口都约上了同一时间段的疫苗，突然他们问：“那要是一家人副作用同时发作，怎么办呀？”还有人问我们“心脏病能不能打疫苗？”“高血压能不能打疫苗？”我们不敢乱做江湖郎中，只能提醒他们，要去寻求医生的专业建议。
医疗总局工作人员的宗旨，是让更多人尽快地打上任何一种疫苗，先获得保护要紧。毕竟3种疫苗的有效率、重症死亡预防率、针对变种病毒的有效率各有千秋。所以这种时候就会劝他们，最好有什么就打什么。我们在旁边翻译的同时，也察言观色，学着工作人员帮忙劝说。虽然隔着口罩，但我会望向爷爷奶奶的眼睛，适当的时候拉起他们的手，让他们相信我是真诚的——自我感觉有点像骗老人买保健品的销售。然而我是真心诚意地希望，他们不要因为一些道听途说的偏见，就放弃打疫苗的机会。
说实话，我内心有些犹豫——我只是一个翻译而已，是不是应该老老实实当“工具人”，不要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然而一个人的出现让我打消了这个念头。有一阵，预约疫苗的队伍旁出现了一个鬼鬼祟祟的人，每当有人完成预约，他就凑上去用中文喋喋不休：“不要打疫苗啊，千万不要打疫苗。”有人质问他：“为什么不要打疫苗？”他翻来覆去就两句话：“因为病毒不存在，所以疫苗也不存在。”
美国确实存在一批反对疫苗的人，有人是因为宗教原因拒绝接种，有人干脆相信阴谋论，比如相信比尔·盖茨会通过疫苗往人们的手臂里植入追踪芯片。这个华人不知是精神不正常，还是受阴谋论荼毒。尽管没人搭理他，还有老太太指着他对我们无奈地笑着摇头，但我更加意识到，我们的工作，是争分夺秒地与阴谋论者抢占爷爷奶奶们的信任。虽然“翻译”的任务比想象中琐碎很多，我还是提醒自己，戒骄戒躁，保持微笑。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已经很久没有在一天里接触这么多形形色色的人了。他们的样子如此鲜活，还在我脑中徘徊：有工作人员发现自己刚才在老人面前把辉瑞说成了莫德纳，懊悔得直拍桌子：“天哪，我真是太不专业了”；有的老奶奶看着我们在太阳下晒着，心疼地说：“哎呀，怎么也不弄个帽子戴戴？”
晚上看到新闻说，美国当天共有超过300万人接种疫苗。我这个自始至终没有工作牌的翻译，也心满意足地合上电脑，仿佛看见成千上万的人手牵着手，朝着那个没有病毒、歌舞升平的未来，又迈出了一步。
（《解放日报》4.26 冰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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