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近日，电影《我的姐姐》引发网上广泛讨论：年轻一代女性是否应该为家庭牺牲。作为一部女性家庭伦理电影，这部作品收获了一些好评，也遭到一些批评。
两难困境的普遍性
《我的姐姐》的女主角安然是一个20多岁的护士。她正在谋划与男友一起逃离家乡去北京读研究生，但就在此时，她疏于联系的父母因车祸去世，留下了一个素未谋面的6岁弟弟，安然不得不面对原生家庭的问题。原来，安然的父亲一直想要儿子，多年前把年幼的安然放在姑妈家寄养，还逼迫安然假装残疾以换取准生资格。种种努力未果后，他们等到政策放宽，在安然读大学期间生下了弟弟，不可调和的家庭矛盾也由此产生……
《我的姐姐》巧妙地将安然放在一个两难的困境中——她无论接受弟弟与否，都会带来一定的争议，但这恰恰是这部伦理电影的意义。伦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只有在大众不断的讨论中才能被重新划定边界。当安然的选择冒犯到不同立场的观众，《我的姐姐》的现实意义才真正彰显出来，它给出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意识本身。
作为一部有深厚现实基础的电影，《我的姐姐》所展现的并不仅仅是女主角安然的个人问题，安然的故事折射出主创对女性整体命运的理解和观察。在这部两个小时的电影里，既有计划生育政策时代的重男轻女问题，也有女性生育权受父权左右的问题；既有女性追求自我与为爱奉献之间的矛盾，也有年轻人普遍面临的就业和买房的压力。这些沉甸甸的现实并不都指向女性问题本身，但它们共同构建了当代女性的生存图景，也让安然的伦理困境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
如何理解结尾的“妥协”
一些观众认为《我的姐姐》着力呈现女性“妥协”，这个判断有其合理的地方，其依据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女性的苦难已经足够深重，如今时代不同了，人们需要某种“爽文”式的叙事来宣泄女性的愤怒。
但应该看到，《我的姐姐》对女性命运的理解是成立的，它揭示出安然的命运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历史的“继承”。她的姑妈和母亲终身生活在父权的阴影中，为弟弟和丈夫无限度地付出，到了安然这一代，她虽然有独立意识，最终依然跳不出命运的桎梏，不得不肩负抚养弟弟的责任。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作者同时也指出，安然最后的选择不是被他人逼迫的结果，而是在与弟弟建立平等真实的情感联系后做出的符合人性的选择，她的行为不是对父亲的妥协，而是对情感的尊重。
安然对弟弟的接受并非无缘无故，那既源于自己内心的善良，也源于弟弟交付的信任与爱。如果说，成年的安然还有通过奋斗获得丰富人生的可能性，六岁的弟弟在某种程度上只有姐姐，他的人生取决于姐姐的瞬间决定。在短暂的叛逆之后，弟弟对这位素未谋面的姐姐产生了强烈的依恋，以至于他为了成全姐姐的未来，主动给领养人打电话。可见，《我的姐姐》并非仅仅强调女性的牺牲，而是歌颂一种为了所爱之人的奉献。
顺着这个逻辑，我们便也理解了安然对不成器且经常惹祸的舅舅的接纳和理解。安然和舅舅最终和解，这固然因为亲情深重，也折射出这部电影的女性主义立场：当代女性不再需要依靠英雄般的男性，反而强大到足以原谅和接纳男性的不完美。
安然这个角色有些两头不讨好，一部分观众不能理解她最初的决绝，另外一部分则不能认同她最终的“软弱”。但这个角色恰恰寄托着主创对当下女性议题的态度：纠结于问题的历史根源于事无补，不如搁置争议，面向未来。这种态度才是一种更加勇敢的承担。
《我的姐姐》是一部面向最广泛人群的作品。该片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也许是温和的，但这种温和让它可以被更多人接受与讨论，也让其中的社会议题进入到公共视野，所起到的影响或许是小众题材电影所不能达到的。
（《南方周末》4.8 余雅琴）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