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化交融提高人类素质

    自古以来，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导致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产生了数不尽的矛盾和冲突。有时，同一民族内由于微小的文化差异也会引发一场争斗。文化冲突没有胜负之别，胜方也要付出惨重代价。古人的文化冲突用的射程只有几十米远的弓箭，今后的冲突会用射程为几十、几百、几千公里的导弹、原子弹，杀伤力堪比文化、文明的粉碎机。文化传播到今天，学界更应认真研究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用文化交流与融合缓解文化冲突的强度和烈度，削弱文化惰性和文化迟滞，从而进一步减少文化冲突。

    随着网络化、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普及，文化交融正在成为现实。为了推动文化交融，要处理好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专业研究与跨学科研究、富人文化与贫困文化、先进民俗与落后民俗、不同宗教之间以及语言文字等九个方面的关系。

    要处理好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关系

    人类历史的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流文化。在工业革命时代，反映资本家和工人生活的文学作品对推动工业革命起了很大作用。在资本主义的弊端初露端倪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受到工人阶级的欢迎，并且在一些国家引发了翻天覆地的革命。主流是指导，不是唯一。“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交响乐演奏中弦乐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也少不了管乐、打击乐。在倡导主流文化时，仍要注重弘扬多样化，满足不同人群的不同需要。上海人一直爱看沪剧，可是在多民族、多国家的移民聚居上海以后，沪剧成不了主流，但是每次沪剧演出，剧场上都挤满了土生土长的上海老人。在满座情况下，老人宁可站着也要看。花鼓不是主流，但很多地区喜欢花鼓，并且各有特色。如今仅花鼓在中国就有30多种。上面讲的分类是大类，实际在许多戏种之下都有适合地方口味的亚戏种。不管有多少种戏剧，只要致力于文化融合，都可以收到异曲同工之妙。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巴黎召开题为“走向建设性的多元共存”研讨会，鼓励学者、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积极参与有关多元主义问题的对话交流。会上有些见解可以作为处理主流与多样关系的参考。

    要处理好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关系

    高雅文化是少数所谓高雅人欣赏的文化。芭蕾舞高雅，有些人喜欢观看、参与分享，票价高一些也值得。可是，不是每个舞台都适宜跳芭蕾。在贫富差距较大，人均月收入千元的人群是不忍花数千元去分享那高雅文化的。收入不高的人跳跳广场舞，也能做到乐在其中。但是也应当让普通百姓欣赏高雅。在电视里把高雅文化节目播放给百姓看看，就把高雅与通俗统一了起来。对高雅的人也应当让他们知道，爵士音乐是从民间进入宫廷的。江苏民歌《茉莉花》已在70多个国家成了高雅文化。探戈舞最初是下海多日的阿根廷船民上岸后与妓女放松一下的产物。高雅来自通俗，高雅不妨碍分享通俗。学者的著作也有高雅与通俗之分。论文深奥是好的，深得叫人看不懂也无大碍。如果“深奥”得令同行看不懂，甚至令学术带头人也看不懂，那就有点遗憾了。社会学大家费孝通说过多次：“有些学者的文章我看不懂了。”费孝通不是看不懂，他是批评有些学者故作高深，“造模”，生造新概念，藉以唬人。因此，还有个对高雅做具体分析的问题。

    要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

    传统文化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现代无不是从传统演化而来。今人应当虔诚地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自尊心。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炎黄文化具有对海峡两岸、海外侨胞的巨大凝聚力。近年纪念炎黄的事实证明，拜一次炎黄，“两岸一家亲”就加深一分。但是千百年来，生产力一变再变，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文化也一变再变。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是背叛，不摒弃传统文化中不适于今天的理念也不是明智的。文化是动态的，要发展，要创新。文化融合要求我们既不能简单重复他人的样板，也不能一味抱守老路。现代人有现代人的不同于以往的兴趣爱好。几十年前谁能想到手机会成为人人的必备。如果增强点前瞻性，在我们现代人中流行的现代文化，有朝一日变成我们后人的“传统文化”时，是不是允许后人对我们一分为二呢？文化只有与时代同行、同步，方能成为时代之魂。

    要处理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只有十多个国家承认我们，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不少国家把我们反锁在国内，我们想出去，无法出去。20世纪70年代，有些国家开了门缝。这时，我们的乒乓球队去了美国，被称为“乒乓外交”；我们的杂技团出去了七十多个国家，被称为“杂技外交”；外国没有憨厚可爱的熊猫，我们把熊猫送了出去，被称为“熊猫外交”。一句话：政治不十分突出的文化成为强有力的政治文化，成为打开国门的侦察兵。如今，中国已同196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外国的文化团体蜂拥而来。对外来文化怎么看？重要的是一分为二，去芜取精，既不崇洋媚外，也不盲目排外。英法德俄等国的名著，早就在中国发行，一版再版；意大利、波兰作曲家的名曲，早就在中国传播，一播再播，深受欢迎。欧、亚、非、美、大洋五大洲都有值得我们借鉴的优秀文化。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清朝官员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早，还有冯桂芬提出的“中学为主、西学为辅”，都是有道理的，但是不可绝对化。中国把来自西方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不是为本呢？

    在科学研究上要处理好约与博的关系

    世上没有万能的人。专，有助于深。朝三暮四是做不好学问的。知识碎片化是成不了系统的。因此，不论是文科还是理科，在学科上越分越细。20世纪80年代，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文科有一千多门，理科有两千多门，如今文理两者加起来有上万门。科学是文化的先声，也是社会发展的排头兵。分科的细化促进先声的嘹亮，排头兵的威武雄壮。可是，事物无不有个度，水准的高低在于分寸。这些年来，在有些地方，针对过于注重“约”，而忽视了“博”的现象，提出教育要培养“T型人才”，博中有约。个人忽视“博”，妨碍还不太大，如果科学文化界忽视了“博”，忽视了综合，忽视了交流，那就会阻碍科学的发展。因此，近年有一大批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大声呼唤，“要素集聚”“深度融合”“跨学科、超学科，甚至反学科”，提出“摈弃分歧”，早日形成“开放的沟通生态”。脑科学家呼唤物理学配合，研究黑洞的天文学家多尔曼倡导“凝聚全球之力，共同探索黑洞”。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说：“很重要的是，全球科技界能保持一个开放的沟通生态。”牛津大学副校长查斯·邦德拉力主“跨国合作”。科学家顾强认为：“创新源于高质量的要素集聚和生态营造。”科学家吴宝珠认为“学科跨越还未到深度融合的新阶段”，提出要尽快“深度融合”。科学界的共同呼声是四个字“破圈，跨界”。他们反对“独科”研究。尤其在2020年的全球抗疫中，中国等许多国家研究疫苗的专家提出，各国互通信息，主动献出研究成果，不去申报知识产权，因为在今天“时间就是生命”。科学界的这种文化交流观念，是推动文化进一步交融的新动力、新起点。

    正确处理富人文化与贫困文化的关系

    文化是由自然条件、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和文化历史传统交互作用、化合而成的。其中经济条件是不可忽视的。俗话说：“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是有道理的。人们所处的阶级、阶层不同，唱的调儿不一样。这些年来，贫富差距在拉大，不论是从收入基尼系数看，还是从财富基尼系数看，差距都在拉大。尽管采取了一系列扶贫措施，略微缩小了贫富差距，但是差距大的现实仍然摆在面前。经济地位不同带来理念上的差异。差距大不利于社会安定。前几年，有人着力批评“仇富”。仇富是不好的，人家是勤劳致富、智慧致富、合法致富、创新致富，无可非议。富人进入世界五百强是为国争光，可喜可贺。可是如果只着力批仇富，不去批富人的嫌贫、迫贫、耍贫，那就是没有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没有找到引发仇富的本质原因。富者、穷者应当是平等的，都是应当讲人道、讲道德的。中国历来提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当务之急要强调的是“先富帮后富”。想想看，如果劳动力不廉价，富人会有那么高的盈利吗？找找看，在欧美各国，有中国这样廉价的劳动力吗？明白了这些，处理贫困文化与富人文化的关系就不难了。善待穷人，富讲富德，方有企业繁荣，国家富强，社会文明。

    正确处理风俗习惯中的先进与落后的关系

    风俗习惯是普通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非物质的东西，如各民族有各民族的节日。在中国，同一个春节，不同民族活动的内容不一样。因此出现了“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说法。民俗中有瑰宝，也有非科学的成分。有的风俗在此处为瑰宝，在彼处则不作为瑰宝看待。这就要求我们第一要“入乡随俗”，尊重不同地区的不同习俗。在新西兰周围的一些岛国上，有人以肥胖为美。倘若不胖，不仅拼命吃脂肪，而且还要往身上擦脂肪，企图肥起来。他说肥胖美，你就不必为苗条美跟他们争得面红耳赤。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从东北到江北，部队是一直高唱着“翻身得解放”过来的，可是生活在长江边上的渔民却不许大家讲“翻身”二字。因为天天在大风大浪中行驶的小渔船最忌的是“翻身”。于是解放军就不提“翻身”二字，深得民心。解放军渡江时渔民不仅献出小船，而且不怕牺牲，亲自为解放军划船到江对岸。请允许来点逆向思考，讲“翻身”就一定会导致翻船吗？是不是有点虚无呢？因此，第二要移风易俗。天下没有不可移之风。当然这需要主观与客观两方面努力，革故鼎新。从千百年的历史长河看，人类“移”掉了不知多少“风”，“易”去了多少“俗”！改善、改良了人民生活习惯是天大的好事。

    正确处理不同宗教间、教派间的关系

    宗教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人的社会意识的一种形态，一种文化现象。宗教界人士认为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超自然的力量。现在世界上有佛教、基督教（包括新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此外，有七八种地区性和民族宗教，以及多种土著宗教。不同宗教之间是有共同点的。正如赫伯特·斯宾塞所说，宗教都是对超越人类知识的某种力量的信仰。布莱德雷认为宗教是对善的追求。迈克塔格特认为宗教是人追求与宇宙和谐的一种感情。赵朴初认为佛教的“普度众生”就是为人民服务。“善”“和谐”“普度众生”都是高尚的品格。宗教对民族的精神、文化、科技、道德、风俗以及生活方式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的道教寻求“道法自然”，在探索方术中，钻研过医学、天文学。但是从宗教史来看，不同宗教信仰之间有着矛盾，同一宗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也有过观点冲突。冲突不是和谐，冲突违背教义。这就要求我们要处理好不同宗教间、教派间的关系。对话、合作是最好的方式。

    此外，还要推动宗教改革。过去“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婢女”（恩格斯语）。今天宗教可不可以吸收科学成果，对自身作些改革？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都知道了。当时他吃尽苦，可是，前年500周年时西方好多城市为他塑像。梵蒂冈教皇为伽利略平反就是尊重科学，尽管动作迟缓，但也是一种改革。现在各大宗教都在按照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序地进行改革。西方有很多教堂是教堂，也是图书室，还是市民学堂。三合一，四合一的都有。宗教是在改革中存在的。现在宗教界在扶贫、在慈善事业中作出很大贡献，这是宗教改革的成果，也是宗教改革的方向，还是不同宗教间和谐相处的条件、氛围和征兆。

    抓紧研究语言文字改革

    语言文字的不同使得语言呈现出多样性，而多样性又阻碍了人与人的交流，不合乎人类创造语言的初衷。有人把多种多样的语言分高低，有人不赞成分高低。这就是矛盾。美国社会语言学家W.拉博夫认为，不同社会阶层的语言各有特点，官腔、民腔不一样，上层、下层不一样，这也是一种矛盾。矛盾促进了文字改革。小改有之，大改也有之。中国1918年的白话文运动，30年代在中国知识界的大众语运动，1942年延安提出向群众学语言，以及1949年的简化汉字和推广普通话运动，都是着眼于社会改革的语言运动，朝方便交流的方向发展。为了方便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1887年，波兰的柴门霍夫提出了以世界语作为国际辅助用语。1905年举行第一次国际世界语大会。1906年世界语传入中国后，蔡元培、钱玄同、鲁迅、胡愈之都是世界语的积极倡导者。1986年和2004年在北京先后举行了两次国际世界语大会，受到许多国家好评。现在全世界讲世界语的人数已超过一千万（还有一说是一千五百万人）。世界语正在成为文化交融的一种工具。

    文化的积极成果和进步方面是文明，文明是一种价值判断，是一个褒义概念。文化融合的目的和结果完全是为了提高人类素质，是为了提高社会文明。文化交融有个向上还是向下的问题，不可同流合污，而是并肩向上、携手向前，奔向高度文明。

    文化交融是一项文化强国、文化强球（地球）的巨大工程。在推进文化交融的过程中会遇到文化惰性、文化排斥、文化对抗和文化冲突。这就要求文化界要能够经受住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要有跨过一沟还要越过一壑，登上一座山峰还要再登一峰的全球视野，要有努力抢占发展制高点的雄心壮志和坚持不懈的毅力。要知道，在实现了文化融合以后，还会在更高层次上产生新的文化多样、文化差异，这又要求文化界要目光远大，前瞻万里，推动新一轮的文化融合。

    （《学术界》2021年第1期  邓伟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