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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宪
那天，我帮父亲上厕所。他颤巍巍的，步履极细碎，帕金森病的缘故。僵直的手，无法照顾到自己。他对我轻语：“你帮我。”我扶他上坐便器。我站着，他头微靠着我的肚子。
老和病会摧残一个人。父亲原来的手下，曾回忆父亲的过往。一个说，郑主任多才多艺。他喜欢乒乓球，球艺佳，神出鬼没的打球术，助他很多年在卫生系统屡摘奖牌。另一个说，郑老师英文打字堪称一绝。他使用的是十指打字法，盲打，斜瞟文稿，手指个个如长了眼睛。他们讲这些赞美话时，父亲回以呆滞的目光、不解的神情，和过去的神采奕奕形成大反差。
我在坐便器前手忙脚乱，他向前弯腰，我也弯腰向前，整个人附在父亲的后背，两人叠在一起。在他起身前的刹那，我的脸和他后颈项有小半尺之距，眼光直击那部位，一下惊悚了我：那是一大块的赭红，比我的巴掌还要阔大，印在他后颈项上。
我问母亲，这比我巴掌还大的赭红，是什么？小时候曾经烫伤后的印痕，还是受迫害年代里的遗留？母亲有点惊异：那是你父亲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胎记啊。
深度回想，才依稀记起，应该至少两次，我是隐隐遇见了父亲“藏匿”于颈后的胎记。
先是我35岁不到的时候，他也就60多岁——20世纪80年代末的仲春日，我们祖孙三代三人，骑两辆自行车去植物园。那时父亲的脸，皱纹很淡，脚劲十足，浓发依旧很黑，坚挺的鼻梁上架一副宽边眼镜。太阳当头，父亲骑得满脸赤红，尤其汗津津的颈后一大片，红得刺目。我突然担心地问他，“你是不是高血压，脸红脖子红？”他很不高兴，“你讲话不要瞎七搭八（上海方言，有胡说之义）。”他如此气昂昂地说，我便不再关注他颈后那片红。
离那次去植物园，倏忽20多年。那年，是上海世博年，父亲84岁，我们有了对他身体的担心：该不该带他去参观这场声势浩大的现代展览盛宴？父亲对新事物的好奇和积极参与的态度一直贯穿他的生命。他去了，但他走路的步伐开始变小——“老态龙钟”向他袭来。
那天，我们说：“你坐轮椅上，享受。”他很反感。虽然坐轮椅进，但一进馆，他依然坚持自己迈步。走了七八个国家馆，两个中国主题馆。到最后一个馆德国馆，父亲又从轮椅上下来，自己走着看互动展项。不知是累，还是腿的问题，一个趔趄，摔了，我急忙出手搀扶起父亲，脸凑向他的肩颈，又望见他颈后那一片红。但未来得及定眼看，他已右手撑地，一跃而起。瞬间转过头来，对着我，写满不服和倔强——我好着呢。
现在想起，我真的很少凝视父亲。我从来说不出我爱父亲之类情感外露的话。我长年对父亲的称谓是“老爸”，到他耄耋之年，还会叫“老老头”，以示一种别样的亲热。
很久以前，父亲不陪伴我们，也不要我们陪伴。我们之间保持有距离感的独立。但前些年，他开始说一些需要我们在身边的话，并看重我们一次次的探望，他的眼光开始有了一层加一层的痴痴依恋。而我呢？我总有许多的忙碌，前往探望时，眼光对他，最多只是匆匆的几瞥。
父亲终是走了。多少父亲曾经的故事，有色彩的，有激情的，有跌宕的，我却都懵懂不知，就如父亲颈后那巴掌大的胎记，我竟是那么长久地“无知无视”。
（《解放日报》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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