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孔子的根本分歧

    鲁迅是为人生的思想家，孔子也是为人生的思想家。因此，鲁迅与孔子，在为人生这一点，有一些共同的思考，鲁迅认同孔子的一些观点，是必然的。不过，鲁迅的为人生，是要改良这人生，疗救社会的病态，改善人性，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孔子的为人生，是想挽救王纲解纽的社会，培养君子，把社会拉回周王朝的鼎盛时期。因此，鲁迅与孔子分歧多于认同，而且分歧是重大的、根本的。

    鲁迅和孔子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鲁迅生活在“公民”的时代；孔子生活在“臣民”的时代。鲁迅的个人特质，是要求自己和与自己相同地位的大众挣脱奴隶的枷锁，做一个现代的“公民”，成为“人”。孔子的个人特质，是要求自己和与自己相同出身的少数人成为君子，“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即“学而优则仕”，人人做生活在礼制制度之中的“臣民”。

    鲁迅生活在世界历史已经发生巨变，中国在这世界巨变潮流的冲击下，被迫改朝换代的历史转变关头。鲁迅十八岁以前，接受了完整的传统教育，他说：“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写在〈坟〉后面》)；“我几乎读过十三经”(《十四年的“读经”》)。但他十八岁进入新学堂，接受新的教育，读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认识了“人”及“人”的进化历史。他二十二岁留学日本，通过日本接受了更广泛的世界新近知识与思潮，参与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动。

    孔子生活的时代，那是两千五百年前的社会。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的时代，也是遭逢历史巨大转变关头。王纲解纽，诸侯争霸，孔子在“有道”与“无道”中挣扎。

    正是这种时代的遥远距离和个人的特质，使鲁迅在思想上存在众多分歧，而根本的分歧，有三。

    第一，是对于人的认识和对于人的生命的价值观的根本分歧。

    这一根本分歧有着丰富的内容，认识与价值观既有区别、不能混淆，又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认识又分层次，常识的层次和实际现实的状况是合二而一的。这种丰富性，表现在具有众多子目。

    1.鲁迅敏锐而坚定地接受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知道了人的起源，认识到“故进化论之成，自破神造说始”(《人之历史》)。孔子的时代，自然科学很不发达，巫文化还很有势力。中国除了“盘古开天辟地”和“女娲补天造人”的神话，对于人的起源，在思想界几乎毫无势力。所以，孔子也是不能免俗，信奉“天命论”，认为人的生死富贵是天命决定的。这在认识人的起点上，就根本分歧了。

    但鲁迅赞扬孔子的伟大，说“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这确实是伟大的、超前的；谁说鲁迅“彻底地”、“全面地”反孔子呢?

    2.鲁迅认识到人的起源、人的生命的生物性。他就把对于生命价值的认识，放在生物性的基点上，承认无论男女、圣贤愚不肖、种族—民族、阶级阶层，“人是生物，生命便是第一义”，“一要生存”是人的天性和权利，而且每个人的生命在这第一层次即生物性的层次是等价的。他认为，“生命的价值和生命价值的高下，现在可以不论。单照常识判断，便知道既是生物，第一要紧的自然是生命。因为生物之所以为生物，全在有这生命，否则失了生物的意义”(《我们现在怎么做父亲》)。

    孔子不同。孔子既然没有对人的生命的生物性的认识，他就“跳过了”这最根本的对于人的生命的意义、价值的认识基点，他直接要求人的生命价值的道德性、“道”性。“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姑无论孔子的“道”的具体性质和内涵，希望和要求生命有比生物性意义更高的意义，不能说不对；但无视人的生物性生命的意义，必然抹杀人的普遍的生存权利，必然歧视、蔑视不合乎自己认同的“道”的人的生命，必然心中暗藏着杀机，一有机会就会滥杀无辜，为了一己的私利。

    孔子不顾生命的生物性存在，谆谆教导他的弟子提升生命的意义，这合乎孔子之道，却违背人性，违背人情。

    3.鲁迅从人的生命的生物性这一基点出发，承认生物性的“食欲”是天性，承认保存生命的必不可缺的温饱。“生物为保存生命起见，具有种种本能，最显著的是食欲。因有食欲才摄取食品，因有食品才发生温热，保存了生命。”(《我们现在怎么做父亲》)所以在“一要生存”之后，提出“二要温饱”，并且认为“食欲的根柢，实在比性欲还要深，在目下开口爱人，闭口情书，并不以为肉麻的时候，我们也大可以不必讳言要吃饭”(《听说梦》)。

    人必须吃饭才能生存，吃饭是要钱的，吃饭不要钱的时代远远没有到来，也不知道会不会到来。所以鲁迅因此醒悟，中国士大夫“口不言钱”、“蔑视”钱的清高传统是矫情，是不切实际的。钱，就是经济，因此鲁迅极其重视经济及经济权在保障人的独立上的必不可缺性。他特别强调妇女解放、妇女独立，妇女要取得和男子同等的地位与权利，必须取得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

    孔子不同，孔子谆谆教导他的弟子的，是强调：“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论语·学而》)；表扬的是：“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这也是合乎孔子的“道”，但是违背人性、违背人情的。

    4.鲁迅从人的生命的生物性这一基点出发，承认生物性的“性欲”是天性，承认性欲是延续生命所必不可缺的。因此，对于“性欲”与“性交”、“爱情”、“婚姻”保持着平常心，指出“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性交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反对禁欲，认为禁欲使人心理产生病态。

    孔子对于性，大概是交了白卷的吧?一部《论语》，不见精通的人读出有关谈性的内容，除了“子见南子”。一句“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都把性注释与解读为“人性”。 

    5.鲁迅认识到人的起源，人的历史的进化论：

    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三、它的病根何在?(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

    鲁迅对于人性的思考，重点在对于中国国民性的思考，实际是对于中国汉民族民族性的思考。我觉得可以综合他的有关论述，概括为下列公式：

    人性都带动物性，而非只有动物性；

    人性都带性别性，而非只有性别性；

    人性都带血缘性，而非只有血缘性；

    人性都带地域性，而非只有地域性；

    人性都带时代性，而非只有时代性。

    孔子对于人性，直接讲到的，只有一句话，见于《论语·阳货》：“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还有一句是他的弟子的感慨：“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是说明人之性天秉相近，而后天的活动令各各拉大差距。这是对于人之性在人一生中的变化，先天与后天对人之性的关系，无关具体内涵。    归纳起来，鲁迅与孔子的第一个根本分歧，是在对于人的认识，对于人的生命的价值观的分歧。鲁迅是以生物性为基点的，理想的人性的“人”；孔子是以“道”为规范的，家族制度与礼教的“人”。

    第二，是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念的根本分歧。

    鲁迅青年时期，即吸纳近现代世界人道、人权、平等、自由、张扬个性的思想，认为人类社会“根柢在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俟夫一世”(《文化偏至论》)。这是“人”的觉醒。因而振臂高呼“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破恶声论》)。

    鲁迅呼唤破除两千多年来的各种专制把人当奴隶，而不把人当人的儒家正统的家族制度和礼教，建立合乎人性、富于人情、人格独立、人人平等的政治、经济、道德各个方面的新的社会关系。鲁迅思想及人格的根本特质，在自觉自己的奴隶地位，和奴隶站在一起，为争取“人”的资格而奋斗终身。

    事实就是这样不幸。鲁迅纵观历史，横看世界，看出“人”是分裂的，分裂成各种群体，无论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宗教、思想与文化，各个方面都是这样的分裂，甚至达到你死我活的不共戴天的程度。

    孔子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规范，那大纲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根本特质就是“孝”和“忠”、“敬”和“无违”，即服从。孔子生在男性主宰的时代，当时的正统思想，在对待女性方面似乎已经更加严厉。孔子自许“吾从周”，可是他对于周武王的“予有乱臣十人”要强调“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他会见南子，在弟子中引起质疑，严重到孔子要赌咒发誓。这和他把女子归入“小人”一类的两性思想、社会思想和教育思想是密切相关的吧。他更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女儿和侄女，嫁给他看重的人。我们不能苛求孔子要有两千年后才普及的男女平等的思想，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孔子的“男尊女卑”的思想的事实。

    占人口一半的女性既然已经划入另类，那一半的男性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呢?孔子用“孝”、用“恩”建构“父父子子”的儿子服从父亲的关系。儿子在人身上依附父亲，在人生道路上遵循“父之道”，甚至“无改于父之臣”。这是根本原则，是必须坚持的，是一条“凡是”的“纲”。虽然孔子智慧过人，看到并认识到“父”与“君”也是会有“错”，也有“非”，做出有“害”的事。身为“子”的、身为“臣”的怎么办呢?孔子的思想是可以劝劝而已，当为父为君的不听的时候，还是得服从，而且是心悦诚服、笑容满面。哪怕是历史上的错误，根本原则是不能动摇的，所以必须是“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历史必须遮蔽。历史之“咎”的责任不要追究，不能追究。

    孔子是伟大的智者，他看到实际生活中人的差异：天赋的差异，性别的差异，地位的差异，职业的差异，财富的差异，道德的差异，等等，但他采取“少数”主义。对上，他寄希望于“圣人”及其统治；对下，他采取培养“君子”路线。对大多数他要求服从。

    第三，是鲁迅与孔子人生志向与人生道路的根本分歧。

    1921年鲁迅在《〈域外小说集〉序》中回忆说：“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1922年在《〈呐喊〉自序》中又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新文化兴起以后，鲁迅投身其中，终身不渝为“立人”，为改变中国人，而进行“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鲁迅“立人”的基点在“下等人”—奴隶—被压迫者的解放，通过各种斗争，挣脱奴隶的锁链，废除人身依附的道德，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成为“人”。

    孔子的志向在做官，依靠诸侯的政治权力，实行他的“德政”，赐予民人以“仁爱”，再造一个“东周”。孔子的希望在圣人、仁人，而基点在“君子”。孔子终身“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地开门教学，开辟私学，造就人才，也是为了“学而优则仕”，从政做官，实行他的政治理想。

    鲁迅选择的人生道路是从事文艺创作，业余的与专业的，关心着政治，参与政治，而不投身政治。辛亥革命后，他在教育部做了十五年佥事——科长，虽被诟骂为“小官僚”，其实是“公务员”而已矣。期间还在大学一中学教书，最后摆脱这一切，专业从事创作，被赞扬为“自由作家”。其实，这都不是关键。关键在鲁迅对于政治家的认识。他专门论及《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说：“政治家想不准大家思想，而那野蛮时代早已过去了。政治家既永远怪文艺家破坏他们的统一，偏见如此，所以我从来不肯和政治家去说。”“我从来不肯和政治家去说”，这是鲁迅的原则。考察鲁迅的一生，他的参与政治、支持革命，即使和当时革命政党中的人物有个人交往，他像政治家去“参政”、“议政”的事，还没有。有的，是对政治家的政策，国民党的和共产党的，公开提出批评。

    孔子和鲁迅根本不同，孔子志在做官，想利用官的权势推行他的政治理想。为了做官，孔子周游列国。孔子青年时期，做过一次官，是《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    

    孔子做官时间最长，长达五六年，最大，达到代理总理，政绩最显著的，是在鲁国定公时期。孔子做官行政的时间，总计也不短，特别是做到大司寇，摄行相事的高位。官场的表现和经验，可以说是丰富的。

    （摘自《鲁迅与孔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定价：3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