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以载礼 透物见人

　　楚国青铜乐钟的考古学研究，已有相当长的学术积累。新世纪以来，新材料不断涌现，研究手段也日益丰富，张闻捷、柴政良合著的《楚国青铜乐钟制度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问世。全书结合了考古类型学、音律分析、铭文考释和墓葬制度考察，对两周时期楚国青铜乐钟进行了全面梳理。

　　该书首先解决的是年代学问题。作者将楚国青铜乐钟分为甬钟、钮钟、镈钟三大类，在每一类下又细分型式，建立起从西周中期至战国晚期的类型学序列。乐钟作为礼乐器，其形制变化既受音乐性能需求的影响，又受礼制规范的约束，同时还反映出审美风尚的变迁，几种因素交织，使得类型学的判断远比普通青铜容器更为复杂。作者选取钟枚形态、甬部变化、纹饰主题等多个特征进行综合分型，对钟体形制表现出的变化进行量化统计，增强了结论的说服力。

　　在建立年代框架的基础上，全书以等级为纲，分别讨论了楚王、令尹、封君、大夫等不同社会阶层的乐钟制度。由于楚国高等级墓葬的考古发现存在明显的不均衡性，作者采取了务实的研究策略：以曾侯乙编钟等楚系诸侯国的材料来推断楚王等级的乐制面貌，以淅川下寺M2王孙诰编钟来讨论令尹等级，以天星观楚墓编钟来讨论封君等级，以信阳城阳城M9编钟等新材料来讨论大夫等级。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未止步于形制和组合的静态描述，而是“器以载礼、透物见人”，把器物分析引向了制度史讨论，将乐钟制度置于动态的历史变迁中加以考察。全书采用时间的纵向视角、等级的横向视角，由物到人、由通论到专题地展开。西周时期楚国乐钟与宗周系统差异不大；春秋中晚期，楚钟逐渐形成了自身特色；战国时期，多元组合编钟发展至顶峰；战国晚期，高等级墓葬则开始采用单一的钮钟配列。这种从多元到简化的演变趋势，折射出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对礼乐制度的影响和冲击。

　　楚国地处中国南方，楚文化分布区域广阔、考古工作开展时间较长。从信阳长台关楚墓编钟首次科学发现，到曾侯乙编钟的横空出世，再到近年来枣树林曾侯墓地、淮南武王墩楚王墓等重大发现接连问世，楚国青铜乐钟资料的积累可谓丰厚。作为一部以出土材料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考古学著作，这本书的学术价值首先体现在对新材料的及时吸收和系统运用上。作者对新材料的使用并非简单堆砌，而是试图从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术问题。以武王墩楚墓出土的两套编钟为例，虎形钟簴底座上分别铸有“外乐”“内乐”铭文，涉及战国时期楚国乐官制度乃至秦汉音乐机构渊源的重要线索。作者结合测音数据，指出两套编钟在音列结构上基本一致，所谓“外乐”“内乐”更应理解为宫城内外的地域之分，而非音乐性质的差异。曾公求墓编钟的讨论同样体现了新材料带来的新认识，该墓出土的龢钟与行钟共存现象，为探索春秋时期南方地区“行器”制度的产生提供了最早实例。

　　这本书的第二个突出特点，是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在微观层面，利用考古类型学和音乐学研究方法，对青铜乐钟的类型和年代进行扎实的考证；在中观层面，进行区系类型与社会、文化等属性的论证；在宏观层面，则致力于乐钟制度的整体构建。作者在类型学分析中，不仅描述形态特征，还尝试解释这些特征背后的音乐学原理；在讨论乐钟组合时，引入了测音数据和音列分析，将编钟的组合方式与音律发展相联系；在探讨墓葬乐钟陈设时，又将考古出土位置与文献记载的“乐悬制度”相互对照，指出楚国贵族墓葬中常见的折曲摆放形式实际上是对乐悬制度的模仿，体现的是“葬制”的灵活性。这种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路径，使得全书的论证层次丰富、角度多样，突破了以往个案研究的框架。

　　从更宏观的学术视野来看，这本书对于楚国历史文化研究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它系统地揭示了楚国乐钟从滥觞、发展到转型的完整过程，证明了以楚钟为代表的“南音”既脱胎于宗周雅乐系统，又在与郑、曾等国的交流中形成了自身的特色。曾侯乙编钟铭文中所载的十二律名，有一半是楚国乐律的专名，另一半是曾楚共用的名称，这充分说明了楚文化在华夏礼乐文明中的重要地位。

　　考古类型学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方法，对青铜乐钟研究尤为重要。本书在类型学描述上着墨颇多，对每一组标本的形制特征都进行了详尽记录，这对于资料的保存和后续研究是有价值的。同时，这本书也注意在描述中穿插分析，使得类型学研究更加生动，体现出了作者考古出身扎实的功底。

　　不过，这本书也存在一些因材料局限而难以克服的困难。西周时期楚国乐钟的资料仍然匮乏，使得这一阶段的讨论只能停留在初步推测的层面。楚王等级的乐钟制度研究更是仅限于战国初期曾侯乙编钟这一诸侯国材料进行间接推断，以及年代较晚的战国晚期武王墩编钟。即便如此，该著作用新的视角、多学科的方法梳理出楚国青铜乐钟制度发展演变的基本脉络及其重要的礼制内涵，仍是目前所见对乐钟乃至礼乐文明综合研究的突出成果。

　　（作者：张昌平，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