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制度的经学底蕴
两汉以来，随着经学地位确立和深入人心，儒经所述几乎成为天经地义，不少经学命题也从原来的讨论争辩、各自阐解和阶段性结论，逐渐成为理所当然，沉入政治与社会深层，也转化为各项制度的底蕴。
如税率什一，为儒家所说王道仁政之要。孟子结合井田，讲此最多，并认为夏商周征赋之名不一，“其实皆什一也”。这是承《论语·颜渊》有若之语而发挥之。《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曰：“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春秋繁露·王道》篇以为王政之要，其据即《公羊传》宣公十五年鲁国初税亩条所云：“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颂声作矣。”《盐铁论·未通》篇述贤良文学反驳桑弘羊，也引据了《公羊传》此说。至扬雄撰《大司农箴》，称二帝三王“什一而征，为民作常”，已述此为圣王传统，也就成了赋税政策必须遵循的准则，经常作为某种征收底线发挥作用。如曹魏文帝即位前下令，“除池御之禁，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东晋成帝时始度百姓之田，“取十分之一，率亩税米三升”。这些征收比率的确定，显受经学什一说影响；历代单一税种的法定征收比率皆在什一以下，应是与此分不开的。
这种经学命题成为制度底蕴的事例，在中古以来各领域比比皆是。如各朝各代治平之时房产无税，既是因为古制视田宅合一，田赋之中包括了宅地；又与《周礼·地官·载师》“国宅无征”、《礼记·王制》“市廛而不税”之说直接相关。汉武帝因财政困难推行的算缗令，所算及于田宅；唐德宗也曾“税京师居人屋宅，据其间架差等”；皆不久即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经学以为圣王征地不征宅，住房唯“衰世征之”，其中蕴含着王政须保障居者有其屋的理念。又如秦汉至隋唐的授田、占田、均田制，学界早已指出其与《周礼》《礼记》《穀梁传》等多部儒经所述井田制的关联，体现了经学对土地所有制形态切关社会发展基础的认识，体现了“仁政必自经界始”和“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其余如宗庙、社稷至四夷来朝等各项制度，虽各有其形态、特点，大略也都有特定经学命题为其底蕴。
法制史自不例外。如死刑须经奏准，是到魏晋明确下来的，北朝至唐更有死刑覆奏之制。其背后除司法权进一步集中统一外，还有经学关于生命权的思考，有孔子仁者爱人，人命至贵之说在起作用。《孝经》载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即包含了人命至重，唯天可断的理念。《汉书·路温舒传》引《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晚书《大禹谟》亦录此语，所强调的是人命至重，杀人须慎之又慎。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被认为是思孟学派之作，通篇述“性自命出，命自天降”；清华简《心是谓中》则讲“断命在天”“死生在天”；皆可视为《论语·颜渊》“死生有命”说的延伸。而既然人命至重，唯天可夺，死刑当然也只能由天子批准，才能实施。这就是魏晋以来除非特别授权，死刑皆须奏准之制背后的逻辑。曹魏明帝说“狱者，天下之性命也”，故每有大狱，帝常亲临；南朝齐武帝斥责臣下：“人命至重，是谁下意杀之，都不启闻？”也正是历代的这类认识和实践，构成了元代以来“人命关天”说的直接来源。
经学成为统治哲学，经学命题成为制度底蕴，制度与经学也就不能不相互缠绕和影响，一起在因应时势中调整发展，这是以往经学史和制度史关注不够的大问题。即就什一税率而言，《汉书·食货志》说“税”指公田什一，及于工商衡虞之入，以供天子奉养，宗庙百神之祀；“赋”指车马甲兵士徒之役，以供赐予，充实府库。班固在此明确了经学什一说指的是征税而非征役的比率，但到唐人杨倞注《荀子·富国》篇“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曰：“法取，谓什一也。”已以什一为所有法定正税、役的比率，与《周礼·天官·司会》条贾疏曰“税法什一为常”及上引扬雄《大司农箴》义同。这种原来只指公田等部分税率，至唐泛化为所有法定正税役征取上限的什一之说，正是魏晋南北朝经学什一说适应赋役征收实际而调整的结果。而唐宋以来取自工商等业的收入在财政总入中比率愈高，什一税率在不少场合已难坚持，秦观论财用曰：“自什一之法坏，天下之财始失其平。”也仍以什一为底线和准则。同理，经学人命至重之说，后来又与佛教杀生之禁及“作百佛寺，不如活一人”之义交相影响，遂有唐初孙思邈《千金方序》述“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踰于此”；明代以来又流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种业已进入千百万民众心灵深处的人命观，非但影响了明清死刑的逐级覆核、秋审朝审、覆奏勾决和秋冬执行等制，也为经学“仁者爱人”“人为贵”说注入了新的内涵。
经学与制度的双向互动，一个突出的现象是每当时势变迁，制度调整之际，那些古圣王曾经为之，现在已被公认为王政要件的井田、分封、爵等、州分、明堂、庠序等经学和制度问题，经常都会因守旧、开新等立场、观点而重新凸显，围绕其制基础、规划等事展开讨论。如《尚书·康王之诰》述“建侯树屏”；《诗经》吟“怀德惟宁，宗子维城”；《左传》又言“封建亲戚，以藩屏周”；都传递了分封制的内在机理及其维护周朝的根本作用。而周朝的郁郁乎文，既令孔子衷心向往，亦为经学加意渲染；尤其是周室运祚近八百年，不仅令所有统治者艳羡，亦引人深思周武王众建诸侯和周公东征再行分封奠定的基础。故秦汉以来虽行郡县，但每到一些分久必合、继往开来的关头，如秦、汉、晋、唐列国荡平、群雄克定之际，分封之议均曾再现。即如唐初郡县制已牢不可破，高祖也仍“广封宗室，以威天下”；太宗登位后更“喟然讲封建事，欲与三代比隆”。即此可见，久被经学塑造和更新的分封制，早已超越了一般所说的西周规制或一家一姓之私，而是代表了三代煌煌之治的亲亲与尊尊精神。这就解释了汉以来所以屡行郡国并行和藩邦属国之制，以及魏晋曹冏、陆机、刘颂，唐初魏征、李百药、颜师古等为什么还要争论分封问题的原因。同时这也表明，在郡县制主导的时代实行包括分封在内的多种制度，正弘扬了古圣王代相传承的执两用中传统。故苏东坡虽称柳宗元《封建论》出而“诸子之论废”，却根本无从取消讨论，直至顾炎武主张“寓封建之义于郡县之中”，也还是体现了儒生士子对分封义旨的深沉思考。
这类围绕王政要件而与经学纠结在一起的制度探索，也可以视为一种特具复古倾向的建制情结，其中大多都随时代发展、社会演进而无从复制圣王之制的模样，却并不妨碍其内涵在“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探讨中与时俱进，不断开新。除上举分封之例外，另如“五刑”从经学所说的墨、劓、剕、宫、辟，发展到唐律的笞、杖、徒、流、死，其间不仅有汉文帝以来废除或恢复肉刑的反复讨论，也经历了魏晋南北朝不同时期和地区对“五刑”理论和实际的阐解与调整。结果则是圣王的模样不再，肉刑也多半不复，但以刑弼教和用刑止刑的思想，却在相关讨论和实践中更为深入地贯彻于整套刑法之中。直至《清经解》和《续清经解》收录众多专题研究，如江永《乡党图考》、沈彤《周官禄田考》、王鸣盛《周礼军赋说》、程瑶田《沟洫疆理小记》、毛奇龄《郊社禘祫问》、惠栋《明堂大道录》之类，实际也都不只是经解，而应视为清儒围绕王政之要，结合时势变迁，对古今相关制度得失及其改进之方的研究和总结。
总体看来，无论是经学命题构成中古以来制度底蕴，还是经学诠解与建制立法适应时势的缠绕发展，以及特定建制情结的不断重现和探索、争辩，都展示了王道仁政的丰富内涵，构成了华夏社会治理模式的框架内容，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政治哲学和社会理想，同时也是古代中国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积累、发展的特有机制。
（作者：楼劲，系山东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