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小镇

　　崇明岛西北部有三个小镇，那里有我的初小、高小及初中三所母校。

保安镇与西保小学

　　祭川者先河后海，重其源也。我们谈论母校，往往只说大学，而忘了学习字词笔画、背诵古诗古文的小学和中学。

　　六岁时，我母亲要送我去上学，便领我到寄名出姓的寄爷徐世亮处，求他起个学名。他一边研墨一边思索，在一张毛边纸上写下“徐刚”，并说了一句我听不懂却印象深刻的话：“徐徐而刚也。”

　　我的初小名叫西保小学，在保安镇北边的一个破庙里。墙头坍塌，和尚与菩萨不知所往。冬天刮西北风，断墙上的砖头噼里啪啦地往下掉，眼见半堵墙在晃动，我的老师黄钟鼎先生一边用打手心的戒尺敲黑板，一边喊：“快跑！快跑！”先生总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有时还会自言自语：“危乎哉！危乎哉！”我曾经以为，天下所有的小学生，都在破庙里读书。

　　保安镇每天都有早市，农人们挑着担子，装满应时果蔬，边走边吆喝：“白萝卜小青菜嘞！连毛山药刚出土嘞！”也有卖青皮鸭蛋、白壳鸡蛋的妇人，她们安静地站着，竹篮子就放在街边。街头是并不平整的青石板路，崇明有沙无山，那石板是崇明人用自造的“沙船”从外地运来的。镇西头南侧河畔，是一家豆腐店，院子里晾着一张张金色的百页——豆皮是也。这个店可以用黄豆换豆腐，是我母亲常去的地方。

　　保安镇的兴起始于一家蜡烛店。蜡烛店没有生意时，店小二永远在擦拭货架。我和生民会把捡了一个冬天的垃圾——村里各家宅沟里的破布烂铁——卖了，刚好买两支小蜡烛，然后跟着品元伯扎花灯。正月十五夜，常常有雪，我们便在雪夜里提着灯在田埂上来回走，兴冲冲的，身后跟着一只大黄狗。乡村的暗夜，闪烁着喜庆的、游走的光。

　　蜡烛店对面是一家布店，卖洋布。我的大姐初中毕业考取了武汉卫生学校，装行李的箱子是父亲留下的，斑斑驳驳。母亲到这家布店，扯了碎花洋布，做成全新的箱套，旧箱子变成了新箱子，大姐特别开心。

　　布店隔壁是茶馆，镇上最热闹的地方。茶馆里有“老虎灶”，大铁壶把茶水冲得热气腾腾，人们认真听着苏州评弹《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有时碰到品元伯，他会把我叫过去吃一杯茶。茶馆门口有个炸油墩子的小摊，一次我在看热闹，闻着从油锅里翻滚出来的香味，刚好被品元伯看见，他给我买了一个，好吃。

　　再沿河岸往北走约一百米，会经过一家打铁铺，我惊讶于炉火能把铁烧红。品初伯把烧红的铁家伙钳住，置于铁墩，喊一声“打”，四五把锤子便轮番砸下，一把镰刀成形了。这是我第一次听见普通话“打”，而不是乡音“dǎnɡ”。

　　保安镇街面的青石板间常会生出一两根小草，甚至有芦苇的嫩芽。它们怯生生地探出头来，被人踩着，总也长不高却也踩不灭。它们是在怀想原初的那片江边野地吗？

　　保安镇分西市梢、东市梢，一条河穿市而过，河上有座桥。东市梢南侧盖起了新房子，那是我们将要搬过去的新校舍，全新的西保小学。

新安镇与新平小学

　　初小四年级升入高小要经过考试，录取比例为30%。我糊里糊涂地参加了考试，糊里糊涂地上了高小。学校在我家往西约二里地的新安镇，名为新平小学。

　　新安镇与保安镇规模略同，不远处也有一条河，但这条河并非穿镇而过。新安镇最使我感到新奇的是有一处诊所，里面有两个穿白大褂的医生，屋里铺着地板。我的母亲时而心口痛（农人对胃病的俗称），发作时会躺一会儿。儿时的我，常在母亲的床前看盖着的被子是否还在起伏。我上高小了，看见医生，便掏出积攒下的两角钢镚儿怯怯地对医生说：“我能不能买一种治心口痛的药？”医生摸摸我的头，而后告知：“医生要见到病人后才能下诊断，不能随便卖药。”末了，还加一句：“好孩子！”

　　五年级教语文的朱老师戴黑边眼镜，总是一脸严肃。他上身着一件黑色旧西装，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西装。在五年级的语文课本上，我第一次读到了新诗——艾青的《春姑娘》。老师讲解完，我举手发言，说：“春姑娘也从我家门口的田埂路上走过，地里有蚕豆花、豌豆花，还有大片金色的油菜花，艾青忘写了。”我发言毕，教室里哄堂大笑。朱老师说：“笑什么？要是艾青得知，会说，此子可造也！”

　　新安镇街上有个杂货铺，摆着油盐酱醋锅碗瓢盆。一次，我见有人站在柜台前，就着一个黄花鱼头喝酒，那黄花鱼似乎很有滋味，品咂出了声响。另一个酒客阔气些，有一小盘花生米。酒是店家自酿的崇明米酒，老板从酒缸里用竹制长勺舀出来，倒进青花碗里，一勺五分钱。没有茴香豆，有炒蚕豆。烫过的米酒和黄花鱼头，以及客人站着吃酒的样子，很是迷人。

　　到了六年级，语文老师叫张其文，五十来岁，原是私塾先生，满口之乎者也。张老师说：“文言文是白话文之母，不懂文言，谈何白话？”六年级语文课本的第一课，是袁鹰的诗《时光老人的礼物》。讲授时，张老师谈到了时光的各种称谓——岁月、光阴、辰光等，说太阳东升、夕阳西下便是一天。张老师问：“一天中，时光老人给我们多少礼物？”有同学答：“有三顿饭吃。”张老师说：“一天的时光，地里长不出三顿饭，应该是油菜在雪被下苏醒了，麦苗又长高了，种下的稻秧正在成活，农人在一天的劳作后回家了，学生又开始学一篇新课文……”张老师讲解道：“领会这首诗的关键是，懂得‘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光阴与金子相比，光阴为重。做工的锲而不舍，种田的不误农时，读书的咬文嚼字，人不误时光，时光不负人也！”

　　六年级升初中，同样要考试，录取比例也是30%。我在张老师的敦促、鼓励下，成了三乐中学的一个初中生。

猛将庙镇与三乐中学

　　“三乐中学”是旧名，我上学时已改为“崇西中学北校”，但村民们都喜欢“三乐中学”这个名字，这只是怀旧吗？或者自有其特别处？

　　学校在离我家六里地的猛将庙镇。这里有过一座小庙，庙里祭祀的猛将叫刘承忠。元末，江淮地区有过一次大蝗灾，刘承忠“督兵逐捕”，“保禾有功”，百姓建庙以祀。时光久了，庙堂荒废了，各种店铺兴旺了，猛将庙镇就成了比保安镇、新安镇规模更大的乡村集镇。我从未去过猛将庙镇，生平第一次走远路，有点不知所措。“朝东南，好找。”按母亲指点的方向边问边找，终于找到了我的学校。路上我胡思乱想：这是一条最终会把我带到哪里的路？是远方吗？远方有多远？远方一定很好玩……朦胧的远方成了我的向往之地。

　　我想过，三乐中学为什么叫“三乐”？张老师告诉我，“三乐”源自孟子语：“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三乐中学并非旦夕而成，它是有历史的。在“废科举兴学堂”的思潮下，在荒废的猛将庙里，正蒙初级小学堂由乡绅汤振声、黄乾初建立，设两个班，五十多名小学生，时在1907年。求学的孩子越来越多，校舍不足，教师不足，学校的发展为财力所阻，创办人一筹莫展。这时，汤颂九出现了。他是猛将庙一带以乐善好施而闻名的乡绅富户汤家的一员。1910年，汤颂九从上海商校毕业，回到家乡，与好友施显谟一起，以自家的钱财，扩建校舍，增添设备，重整学校，又办了三乐高等小学堂。1925年，汤颂九等人联络乡绅，组建三乐中学，并造主教学楼雨花楼。

　　雨花楼一楼有间阅览室，有《人民文学》《诗刊》《东海》《雨花》《鸭绿江》等我从未见过的杂志，还有一个小图书馆。这是我最早触摸到的广阔的文学旷野的一角，是我少小时代汲取知识的启蒙之地。记得《上海文学》有秦牧连载的《艺海拾贝》：“美感任何时候都是以一定的思想内容为基础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正像音乐是声音的艺术……”在《人民文学》上，我读到了郭小川的《望星空》：“夜深了，风息了，雷雨逃往他乡。云飞了，雾散了，月亮躲在远方……走千山，涉万水，登不上你的殿堂。过大海，越重洋，饮不到你的酒浆。千堆火，万盏灯，不如一颗小小星光亮。千条路，万座桥，不如银河一节长……”

　　母亲随口一句“朝东南”，我便真的走远了，行吟于江湖大漠、森林莽原。走到哪里都会生出牵挂，牵挂母亲和故土。“诗人的天职是还乡”（海德格尔语），还乡是对本源的一种渴求和亲近。父亲早逝，母亲也已远去，母亲晚年曾叮嘱我：“老房子不能倒塌。”老宅在故土在，父母的气息便在。当小镇消逝，我想到，小镇和镇上的老铺子，正是崇明岛农人在艰难时世中的精神寄托。母亲晚年曾感叹：“保安镇的豆腐店为啥关张呢？”我无言以对，但能感受到乡亲对那些老铺子的怀想。还有那三所托举我的母校，它们也已消逝，但那片地还在，土地是最坚实的存在。地在，野草就会长，野花就会开。

　　（作者：徐刚，系作家、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