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同人》王注孔疏“楚人亡弓”的文化精神

　　《周易》中所蕴藏的中华民族古老智慧和优秀文化精神，在流传过程中被历代学者阐释、发展、丰富，至今仍有鲜活生命力。王弼《周易注》、孔颖达《周易正义》运用“楚人亡弓”典故解释《周易·同人》卦经传文本，从天下一家的高度丰富了《周易》表达的团结精神，就是典型例子。

《同人》卦经传对团结精神的表达

　　《同人》卦辞说：“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旗帜鲜明地肯定了团结对治国理政的重要意义。“同人”，就是与人和睦同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野”，跟此卦上九爻辞“同人于郊”的“郊”意思相近，指远离城市之地。在没桥没船的情况下要渡过大河，极其危险，但《周易》古经告诉读者，只要能由近及远团结他人，即使遇到徒手渡河这样危险的问题，皆可解决，并且亨通。《同人》卦六爻的爻辞，均围绕与人团结的方法给出建议，足见此卦对团结精神的重视。

　　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易传》最早就《同人》卦的团结精神作阐释。其中，《彖传》突出了团结的组织者、参与者和实现的方法路径：“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即团结的组织者应是品格中正无私的君子，亦即能服众的公正的领导者；团结的参与者，就是天下民众；实现团结的方法路径，就是要胸怀文明刚健之德、秉持中正之道，通过了解、解决天下民众的所想所盼来赢得民心。如果说《周易》古经是从激励角度指出了团结的重要性，《易传》就是从品德修养角度提出了更高要求。需注意的是，《同人》上九爻辞说：“同人于郊，无悔。”“无悔”属于判断吉凶的中性词。但《象传》解释：“‘同人于郊’，志未得也。”意为如果仅在郊外和同于人，就实现不了志向。这一解释偏于负面，有偏离爻辞本义之嫌，于是，王弼、孔颖达运用“楚人亡弓”典故，对《同人》经传文本卦蕴含的团结精神予以了进一步阐发。

“楚人亡弓”的出处及文化内涵

　　王弼《周易注》最早援引“楚人亡弓”典故解释《同人·象传》，但仅仅点到为止，未作进一步阐发，给读者带来了理解困难。对此，孔颖达《正义》接着解说：

　　《孔子家语·弟子好生》篇云：“楚昭王出游，亡乌号之弓，左右请求之。王曰：‘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闻之曰：‘惜乎！其志不大也。不曰人亡弓，人得之，何必楚也。’”

　　在此，孔颖达指出“楚人亡弓”的出处为《孔子家语·弟子好生》（以下省称“家语”），并引出典故文本。在辨析王弼、孔颖达引此典故的意义之前，需弄清三个问题。

　　其一，今本《家语》以四部丛刊初编本为最善，此本记有“楚人亡弓”典故，将孔颖达引《家语》文本与之比对，不难发现二者存在四处明显不同。（1）篇名不同。孔颖达引为“弟子好生”，《家语》作“好生”。（2）亡弓者不同。孔颖达引“楚昭王”，《家语》作“楚王”。《艺文类聚》卷六十和《太平御览卷》卷三百四十七引《家语》，又均以亡弓者为“楚共王”。据《左传》《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共王于公元前575年率师与晋国战于鄢陵，兵败，丢了霸主之位；楚昭王于公元前489年，因吴国进攻楚的附属国陈国，率兵救陈，未战而病死。可以说，这两位楚君都有兴师之灾。（3）孔颖达引“亡乌号之弓”，《家语》作“亡弓”。（4）《家语》记楚王有制止求弓的命令之辞“止”，而孔颖达引无。这些异文说明，《家语》在流传过程中存在不同版本，孔颖达所引只是其中的一种。

　　其二，记载“楚人亡弓”典故的先秦两汉典籍除《家语》外，尚有《公孙龙子·迹府》《吕氏春秋·贵公》《孔丛子·公孙龙》《说苑·至公》等。这些典籍所记情节与《家语》基本一致。其中，《说苑》与《家语》多有相合，且其所记亡弓者为“楚共王”，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所引同。《公孙龙子》所记相对详细，增加了亡弓的地点和过程：“楚王张繁弱之弓，载忘归之矢，以射蛟兕于云梦之圃，而丧其弓。”在此，楚王弓名为“繁弱”，而非孔颖达引的“乌号”。其所记孔子评论“楚王仁义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侧重广博仁德，而非个人志向。《孔丛子》所记与《公孙龙子》大略重合。《吕氏春秋》则比较简略，所记亡弓者为“荆人”。楚在先秦典籍中又称“荆”，故“荆人”即“楚人”。不同典籍的记载说明，“楚人亡弓”在先秦两汉已经成为一种公共素材，被不同学派的思想家关注、运用和阐释。

　　其三，尽管先秦两汉各学派的学者思想观念有差异，但他们在对待“楚人亡弓”这件事上，展现出高度共识。故事中，亡弓者不介意良弓被别的楚人所得，似乎超越了个人得失，但孔子认为，亡弓者并未跳出楚国考虑问题，还是着眼于血缘宗族利益，缺乏天下一家的开阔胸怀。各学派都对孔子的评价持肯定态度，说明到了战国秦汉之际，天下一家、天下为公的思想已成为共识。这就是王弼、孔颖达用以阐释《同人》卦的重要文化资源。

天下一家：王弼、孔颖达对《周易》精神的丰富和发展

　　无论《周易·同人》古经还是《易传》，都只在大范围内强调了团结的重要性，这给包括王弼和孔颖达在内的后代学者留下了巨大的解释空间。

　　王弼生活在三国鼎立、魏晋易代之际，汉末动乱导致“生民百遗一”（曹操《蒿里行》），正始权争让政坛风声鹤唳。那个时代的文人普遍期盼天下统一、世道清平。王弼注《同人》上九爻《象传》，就融入这一时代呼唤：

　　凡处同人而不泰焉，则必用师矣。不能大通，则各私其党而求利焉。楚人亡弓，不能忘楚；爱国愈甚，益为它灾，是以同人不弘。刚健之爻，皆至用师也。

　　王弼在此并非逐字解说《象传》，而是如孔颖达《正义》所说，“乃总论《同人》一卦之义”。他先归纳《象传》所说“志未得”的原因，指出如果只团结宗族朋党，追逐小集团利益，就会上下不通泰，进而引发战争。然后以“楚人亡弓”为例，说明统治者应忘却血缘邦国利益，以宏大胸怀团结天下之人，方能避免战祸。从中不难看出王弼对战争的厌倦，对统一和谐社会的向往。

　　孔颖达为孔子后裔，经历北周、隋、唐三朝，生活在南北复归统一、社会由乱到治的时代，切身体会到国家统一安定局面的来之不易。唐太宗贞观十二年，他任国子祭酒，受诏主持编撰《周易》等五经正义。较之王弼，他的《周易·同人》解读增加了守护统一、和平之情。如对卦辞“同人于野，亨”，王弼未解释，孔颖达则在训释“野”字基础上，强调君子“和同于人，必须宽广”“用心无私”，这样才能亨通。对《彖传》“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他详解道：“唯君子之人于同人之时，能以正道通达天下之志，故利君子之贞。”强调君子要秉持正道通达天下之志，团结天下之人。这既是对先秦以来天下一家思想的继承，也是洞察历史变迁得出的结论。他用“楚人亡弓”典故解释《象传》，跟他珍视统一的观念具有一贯性。不仅明确了典故的出处，引出相关文本，而且补充了楚昭王兴师救陈、卒于城父的反面例子，以证明如果不能团结天下民众，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好最大同心圆，很容易招致灾祸。

　　“楚人亡弓”故事中的楚国，在周代被视为蛮夷之国，孔子修《春秋》，秉持“尊王攘夷”的观念，称楚王为“楚子”。随着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天下一家、大一统的观念在战国秦汉之际已渐渐深入人心；到了汉唐，中华文化已具有了开放包容的宏大气象。《资治通鉴》记唐太宗语：“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此中的中华夷狄如一的观念，正是古代中国统一的重要基础。孔颖达借“楚人亡弓”的典故阐释《同人》卦时，也融入了这一观念，从而站在天下一家、和合统一的高度，对《周易》这部古老经典高扬的团结精神，予以了丰富和发展。

　　（作者：龙文玲，系广西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