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民伐罪，周发殷汤
【千字说文之“吊民伐罪，周发殷汤”】
《千字文》中，“推位让国，有虞陶唐”讲的是公天下时代的尧舜禅让，而紧随其后的“吊民伐罪，周发殷汤”讲的则是家天下时代的武力革命，短短八字，概述了夏商周三代更迭的历史。其中，殷汤指商代的开国君主成汤，子姓，名履，又称商汤、武汤；周发指西周的开国君主周武王，姬姓，名发。二人分别推翻了夏桀和商纣，《千字文》调换历史顺序，将殷汤列于周发之后，是出于押韵的考虑。
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朝代歌，前两句便是“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半”，清楚地表明夏商周是中国最早的三个朝代。但实际上，夏商周并非简单的前后相继的关系。在起源上，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早在尧舜时期，夏朝的始祖禹、商朝的始祖契、周朝的始祖后稷就是共事的臣子。在地理位置上，傅斯年《夷夏东西说》指出，三代及三代以前，古族有东西二系，夏、周属于西系，商属于东系。因此从共时角度来看，夏商周是长期共存的三个部族，朝代的更替实际上也是部族的代兴。
商朝的建立与西周的建立相距五百多年，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称“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可想而知，商汤灭夏、武王伐纣这两场壮烈的变革，各自都值得浓墨重彩地书写。然而，《千字文》作为蒙学读本，在介绍夏商周嬗变时，选择将商汤和周武王相提并论，这是因为商灭夏、周灭商的历史呈现了相似性。两位君主都率领部族反抗了旧王朝残暴的统治，建立了民心所向的新政权，两件事合称“汤武革命”，而他们发动战争的目的与内容，便可用“吊民伐罪”四字概括。
“吊民”义为慰问百姓。“吊”在古代的意思和现代不同，指对遭遇不幸的人表示同情、送去慰问。如《左传·庄公十一年》：“秋，宋大水，公使吊焉。”指鲁庄公派人慰问遭遇水灾的宋国。再如《左传·昭公六年》：“冬，叔弓如楚聘，且吊败也。”“吊败”指对战败者的慰问。又如《庄子·山木》：“孔子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吊之，曰：‘子几死乎？’”说的是大公任去慰问困于陈蔡的孔子，此时孔子虽断粮，但是并没有饿死。只有在同情逝者、安慰家属时，“吊”才有吊丧的意思。如《庄子·至乐》：“庄子妻死，惠子吊之。”《说文解字》收录的即是这一含义，《说文·人部》：“吊，问终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从人持弓，会驱禽。”许慎根据小篆字形，认为“吊（弔）”由人和弓构成，描绘人拿着弓驱赶禽兽，以防它们损坏逝者的身体，以此表示追悼死者。在今天，“吊”的吊唁、吊丧义还在使用，但是安慰生者的用法已经不常见了。
“民”在今天常组成“人民”一词，在古代，“人”和“民”的所指并不相同，起初“人”多指统治阶层的贵族，而“民”多指被统治的普通百姓，如《论语·子路》：“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其中的“人”是居于上位的教化者，而“民”是被教化的对象。因此，《千字文》中的“吊民”不能随意更替为“吊人”。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民”，描绘的都是一只眼睛被利器所刺，这种残忍的行为是为了标识奴仆的身份，可见民的地位之低。在夏商末世，有许多比刺目还要严酷的刑罚，《史记·殷本纪》：“百姓怨望而诸侯有叛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炮格”即是炮烙之刑，南朝裴骃集解：“膏铜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辄堕炭中。”夏桀、商纣暴虐不仁，民怨沸腾，终致商汤伐夏、武王灭商。
“伐罪”义为讨伐有罪之人，在这里专指讨伐暴君。“伐”是一个典型的会意字，甲骨文、金文和小篆字形一脉相承，由“人”和“戈”构成，描绘的是人拿着武器，《说文·人部》：“伐，击也。从人持戈。”当伐的对象是树木时，表示砍伐义，而当伐的对象是人，便表示击杀、征伐义。在古代汉语中，有一系列动词可以指称战争中的进攻行为，意思各有侧重，古人在使用时有较为严格的区分。《左传·庄公二十九年》：“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钟鼓是战时发号施令的重要用具，还可以起到鼓舞军心、震慑敌人的作用，只有正义之师的进攻才会鸣钟击鼓，西晋杜预注称其目的是“声其罪”，而非正义的侵犯或偷袭则需要掩其不备，因此不会大肆宣扬。商汤和武王是为了百姓而反抗暴政，因此用“伐”是最合适的。
“罪”在古代写作“辠”，《说文·辛部》：“辠，犯法也。从辛从自，言辠人蹙鼻苦辛之忧。秦以辠似皇字，改为罪。”“辠”由“自”和“辛”构成，“自”表示鼻子，许慎将“辠”的构意解释为犯罪之人皱着鼻子，十分忧愁的样子，这是把“辛”理解为辛酸之义。实际上，古文字中的“辛”是一种刑具，上古时期奴仆的来源主要是战俘，主人用刑具对他们加以标记，因此含有“辛”的字意义多与罪罚或仆人有关，如“辜”“辟”“宰”“童”“妾”等。而“罪”字从网，本义表示捕鱼的竹笼，许慎指出，由于“辠”字形与“皇”相似，所以秦代用“罪”来替代“辠”表示犯罪之义，“罪”原本的竹笼义就不再使用了，这是对于汉字职用的辨析。罪人本来是很宽泛的，然而，当作为“伐”的对象时，则一般指一国或一方的统治者，即属于与“民”相对的“人”。因此，“伐罪”是需要有依据的，如《左传·哀公二十三年》：“以辞伐罪足矣。”“辞”指正当的理由。并且“伐罪”一定需要很大的军事阵仗，《史记·夏本纪》：“汤遂率兵以伐夏桀。”《史记·殷本纪》：“周武王于是遂率诸侯伐纣。”都记载了讨伐暴君的浩大声势，成语“兴师问罪”也说明了“问罪”必须有“兴师”作前提。
“吊民伐罪”的结果如何呢？根据《史记》记载，鸣条之战后，商汤把桀流放到南巢，其后桀死去。而牧野之战中，纣王自尽，武王斩下他的头颅，悬在大白旗上，宣告胜利。汤武革命的结局是旧王朝倾覆、暴君被诛，在重视君臣等级的古代文化背景下，其正义性曾经受到争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了辕固生和黄生在汉景帝面前关于此事的辩论。黄生认为汤武非受命于上天，君位乃弑君篡位而得。辕固生不同意，说：“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辕固生认为，是桀纣的残暴让百姓归附了汤武，汤武革命顺应了民心，这正是天命。黄生却反驳说：“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他认为君臣之分不可乱，无论如何，汤武的行为都是以下犯上的“弑”，亦即意味着大逆不道。
其实，关于这一问题，孟子已经给出过答案。《孟子·梁惠王下》：“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齐宣王针对汤武革命的历史，质疑“臣弑君”是否合宜，孟子则通过“正名”的方式，认为桀纣没有仁义之德，从而消解其被称为君主的合理性，那么“弑君”之说便不攻自破了。孟子的这种态度，源自他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他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因此在他看来，汤武革命是符合历史大势的正义行为。在仁政统序的构建中，孟子凭借古史传说与想象描绘了商汤征伐的历史画面，《孟子·滕文公下》：“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大意是说，在商汤征讨的过程中，后到的地方的百姓反而还要埋怨他，民众盼望他到来就好像大旱时盼望甘霖一样。《尚书·汤誓》：“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其时的百姓痛恨夏桀的暴政，恨不能和他同归于尽，两相对照，“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不言自明。
当兄终弟及、父子相承的世袭制取代禅让制时，血缘成了确立继位者的核心标准，但汤武革命证明了臣民“忠君”须以君主“爱民”为前提，这种张力防止了君主权力的绝对神化，促使中国文化在数千年前便孕育出了德治的思想。《千字文》用“吊民伐罪，周发殷汤”提示我们，商汤与周武王不仅开创了两代新朝，更推动了中国政治文明的进程，在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回响。
（作者：尹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