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炼中国文明的地理标识体系

　　【书中问学】

　　20世纪初，中国人文社科领域在引介西方学术的同时，深耕本土文化、革新研究方法、凝练学术思想，开启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崭新格局。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谭其骧创立禹贡学派，标志着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地理学诞生。20世纪90年代，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下册）（以下简称《纲要》）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是国内第一部全面、深入、系统论述中国现代历史地理的学术专著，最近该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再版。自问世以来，虽有诸多历史地理学教材相继面世，但均未脱离《纲要》的核心框架与体系，该书已然成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经典著作，今日重读仍有启示。

拓建学科框架

　　作为国内极其重要的现代历史地理学通论著作，《纲要》界定了该学科的概念内涵、研究时限、研究对象、学术源流、发展脉络与研究方法等核心基础问题，明确其学科双重属性：隶属于地理学范畴，又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全书确立历史自然地理、历史民族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军事地理为历史地理学的七大分支学科。这标志着现代学科意义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正式建成，在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史念海将历史地理学划分为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两大类别，其中历史自然地理最能彰显该学科的地理学本质属性。禹贡学派时期，顾颉刚便已重视该新兴学科的地理特质；20世纪50年代，侯仁之在《历史地理学刍议》中明确提出“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确立自然环境考察是历史地理学核心且首要的研究内容。在中国历史自然地理部分，《纲要》对我国自然地理要素进行较为全面论述，分析水文变迁，讨论地形侵蚀和沿海陆地成长，提出黄河下游改道，济水堵塞、淮水变迁、运河开凿与运行，内陆湖泊变迁等重要命题，阐述黄土地、沙漠地带土壤变化，古今气候同异、植被分布地区及其变迁，从而建构起中国历史的自然地理骨架。

　　史念海由传统沿革地理研究进入现代学术研究，他系统梳理从上古氏族部落兴起、秦汉郡县制确立、唐代道制设置、宋代路制推行到元代行省制度创立的完整演进脉络，厘清历代行政区划的承袭与变革，深入考证大一统王朝的版图伸缩与分裂割据时期的疆域变动，阐释历代政区演变，最终落脚于历代都城的选址与迁徙问题。

　　史念海首次提出“历史农业地理学”概念，围绕北方农牧分界线变迁、黄河与长江流域核心农业区盛衰、黄河流域蚕桑业兴废、黄土高原农林牧布局演变等关键问题，系统剖析中国农业经济区的时空演变规律，重点总结黄河流域经济的历史起伏态势，阐释运河开凿、漕运兴衰与国家经济发展、朝代更迭的内在关联，梳理江南地区持续开发进程，精准指出近代城乡分化、沿海与内地差异等新型地理空间形态的形成特征。

　　20世纪70年代，史念海开展陕西军事地理专项研究，实地勘查全国历史战略要地与古战场，将军事要道、关隘、津渡等核心军事设施作为历史军事地理的研究重点。从军事防卫视角，阐明阴山、祁连山、合黎山、大凌河通道的战略价值，以四方地理空间格局解读中国两千余年历史变迁，提出千年东西对抗、千年南北对峙的历史地理空间格局。在他看来，山河是中华文明的核心骨架，为此，他既肯定山河地理对军事布局、行政区划、人口迁徙、民族发展、经济格局的决定性影响，也强调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能动的反作用。他明确提出，阴山、燕山山脉是牵动古代王朝兴衰、承载文明交融碰撞的战略防线与边界；函谷关、潼关是古代中国东西地缘格局的分界标志，秦岭、淮水则是南北对峙态势的核心地理界线。

　　总之，今天重读《纲要》，越发感到此书标志着中国历史地理学这门新兴学科不再作为历史学以及地理学的辅助学科，而是以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彻底从传统的沿革地理学中脱胎出来，成为一门“有用于世”的学科。

奠定理论基石

　　传统沿革地理学缺乏人地关系的研究维度。《纲要》以新石器时代至新中国成立为时间轴线，系统探究中华民族与地理环境的动态互动关系，正式确立人地关系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核心理论基石，并将其划分为地利关系、经济运筹关系、生态关系三类核心形态。

　　史念海指出，历代国家疆域区划多依托自然山河形势，同时辅以人为因素考量，长城修筑便是人类补全自然地理格局、优化地缘防御的典型实践，集中体现了人地互动的核心特征。在政区研究中，他既重视“山川形便”的自然地理原则，也注重人为治理的主导作用：唐代藩镇割据、地方势力膨胀是王朝覆灭的重要诱因，宋代增设转运使、削弱地方财权，正是对唐代治理弊端的修正；元代行省制度则进一步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管控能力。同时，人类依托地形构建军事防御体系、择地建都，彰显了人对地理空间的主动利用。他重点剖析长安、洛阳、北京、南京、杭州等古都的地缘优势，阐释自然地理形势对都城安全与发展的重要作用。

　　史念海高度认同司马迁提出的“碣石—龙门线”，指出这条自山陕龙门斜穿山西、跨太行山东至渤海碣石的地理界线，是汉代士人对北方农牧分界线的精准认知，也是当代研究战国秦汉时期北方经济区划、民族分布的重要依据。这条完全依托人类观察归纳而成的人文地理线，集中体现了古人对地理空间的认知与规划能力。治水与运河开凿是中华民族突破地理局限、主动改造自然的重要实践。郑国渠、漕渠等水利工程的修建，凝结着深厚的中华民族生态智慧；关中水利的兴衰起落，更是黄河流域经济发展历史起伏的缩影。漕运的兴起，有效地弥补了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北移，而经济中心南移的空间错位，充分彰显了人类对地理空间的能动调控作用。为破解黄土高原生态难题，史念海深入黄河中游及黄土高原开展系统考察，在《纲要》中详细阐释黄土疏松易侵蚀的地质特征，剖析塬、梁、沟壑地貌的形成机理，梳理黄土高原植被荣枯与黄河流域生态变迁的对应关系，完整构建了历史地理学视域下的人地生态互动体系。

　　人地关系这一理论基石的建立，弥补了传统史学与沿革地理学的研究空白，也标志着中国历史地理学现代学科体系基本成熟。

建立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历史地理学兼具多元学术渊源，禹贡学派奠定其本土研究根基，侯仁之、竺可桢等学者引入现代地理学理论与科学方法，推动学科现代化。其现代化进程兼具多重维度，既有西方理论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的路径分野，也有人文研究与科学实证的兼容互补。中国历史地理学先驱们走出书斋，以文献考据与田野考察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研究。20世纪70年代起，史念海遍访黄土高原、黄河流域，其足迹北至阴山、西抵青海、南达珠江、东濒渤海，广阔的田野实践使《纲要》突破了单一文献研究的局限，形成了“文献考据+实地勘察”的科学研究方法，极大地提升了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科学性、丰富性与现实性。

　　《纲要》广泛征引各类文献资料，既涵盖二十四史、《禹贡》、《水经》、《元和郡县图志》等正史与传统地理典籍，也囊括历代游记、经史文集。作者巧用文学文献佐证地理变迁：引苏轼诗句印证历代气候冷暖变化，借《诗经》表明植被对气候的灵敏反应，以《西都赋》《上林赋》等辞赋还原古代都城景观与地理环境。诗词文赋的活用极大拓宽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史料边界，其创立的双重研究方法，推动中国历史地理学迈入全新发展阶段。

　　《纲要》以大一统疆域视域重构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式。史念海将全国划分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瀚海南北、天山南北、白山黑水、西南边陲七大核心区域，以“中心—周边”的空间逻辑建构中国历史地理格局。他梳理中华文明的演进脉络：以黄河文化为根系、长江文化为主干、珠江流域的海洋文化为补充，融合边疆多元民族文化，形成了中原农耕、瀚海游牧、天山绿洲、西南山地、东北渔猎农耕交融并存、主次有序的多元一体中华文明格局。同时细分关中、巴蜀、太湖等微观地理单元，系统梳理匈奴、鲜卑、突厥、蒙古、女真等各族在边疆区域的迭代发展，还原了多民族共筑中国疆域的历史脉络。

　　史念海提炼出一整套专属中国文明的地理标识体系，涵盖秦岭、阴山、祁连山、天山、淮水等自然分界，函谷关、潼关、长城、运河等人文地标，以及黄土高原、青藏高原等核心地貌单元。其中，秦岭—淮水为南北地理与军事分界线，陇山分隔关中与陇西地区，太行山划分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阴山界定农牧交错带；长城、运河、黄河、长江等地标，既是国土空间分界依据，也是承载民族记忆与文明精神的核心载体，集中彰显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独特格局。

　　中国历史地理学诞生于抗战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经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等前辈深耕开拓，建成独立、完整的学科体系与本土知识体系，为中国历史地理学搭建起完整的研究框架，赋予学科鲜明的本土学术特质与创新内核。今天，如何立足当下，提炼原创理论、建构自主知识与学科体系，是新时代历史地理研究者的核心学术使命。

　　（作者：刘宁，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艺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