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书法纸张“装饰风”的审思

　　【艺苑论衡】

　　如今，书法展览十分繁荣，参与人数众多，作品体量大。然而，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部分展览中难觅素净笔墨的从容对话，取而代之的常是满壁斑斓的染色纸、拼接做旧的色块，以及烧边蛀痕、手绘界格、繁复印章层层铺排的各种“花样”。这些“视觉系”作品构成了一道不容回避的展厅景观，也催生了一个值得深究的命题：当书法的物质载体从素朴的“纸本”演变为精心设计的“装饰”，我们究竟是在趋近书法本体，还是在悄然疏离？

　　这种变化的动因，需要置于当代书法展览文化的语境中加以审视。与传统书斋雅玩截然不同，现代展厅是标准的公共展示空间——展墙高阔，灯光强烈，作品之间存在着无声的视觉竞争。一幅尺幅有限、素白无饰的作品，在这种空间中往往容易被“吃”掉，缺乏足够的视觉冲击力以挽留观者的目光。与此同时，数十年来书法评审机制中“形式构成”维度的权重提升，也为纸张经营提供了诱因。在此背景下，染色、拼接、做旧等手法，便从少数人的自觉探索，逐渐演化为一种普遍的创作策略。

　　平心而论，适度的纸张处理，确实能在特定情境下增益作品的审美效果。一张仿古笺纸写禅宗诗偈，纸色与文辞的氛围相呼应，令观者更容易进入作品的精神情境；几块协调色纸的拼接组合，可为巨幅创作化解章法难题，避免大而无当的空疏；甚至某些特殊纸性对笔锋迟涩、墨色晕化的微妙改变，也能引出意料之外的笔墨意趣。在理想状态下，纸张经营是“纸墨相发”的现代延伸——其手段服务于书写，其效果衬托出笔墨。

　　然而，现实的走向远比理想复杂。当“巧饰”不再满足于服务性的配角地位，转而谋求视觉主导权时，一系列深层隐忧便浮出水面。

　　应该看到，过度装饰正在改写书法创作的内在逻辑。书法之为艺，核心在“一笔书”的气脉贯通。孙过庭《书谱》云“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揭示的正是书写过程中前后映带、一气呵成的本质。但当下不少拼接作品，预设的色块格局已经框定了书写区域，书者须在不同纸块间中断、移位、再起笔，甚至反复补笔以求整体视觉效果，读起来气若游丝。这种“由外而内”的创作模式，实质将书写切割为填充行为。古人亦用拼接之法，然多在书成之后，借托裱接缝以成卷轴，书写之际，笔势未尝中断，气脉自是一贯。今人之拼接则往往本末倒置，先构形式，后施笔墨，以设计统摄书写，遂使“书为心画”的直接性荡然无存。观者最终面对的，不过是一幅经营过的色彩构成，而非一段沛然流畅的心灵律动。

　　与之相伴的，是笔墨核心价值的遮蔽。过度仿古染色，尤其是那些以浓重茶渍刷就的“酱油底”，往往令墨色浮于纸表，难以呈现笔锋“力透纸背”的层次；烧边、打磨、伪造蛀痕等手段，更是将注意力引向做旧的“仿真术”。当一件作品远观古色古香，近看却点画空怯、笔力孱弱，那斑斓纸色便不再是承载，也绝非“纸墨相发”，而是地地道道的“纸墨相妨”，反差失调。

　　片面追求纸张的“装饰风”，也容易引起审美导向的偏移。展厅是书法与社会审美交流的主要场域，展览作品的取向直接影响着大众认知。当形式花哨之作在展厅中反复出现并获得关注，一个潜在信号便被释放：纸张经营能力似乎等同于书法创新能力，视觉震撼度似乎可以替代笔墨精气神的深度。这使得讲究笔法、气韵但形式质朴之作容易被边缘化，后学者也易误入“重纸面功夫而轻笔墨根本”的歧途。长此以往，书法在追逐视觉刺激的过程中，或将丧失自身深沉静穆的文化品格。

　　回归“本色”，并非意味着回到单一的素白宣纸、拒绝一切形式探索。书法史上，唐人染硬黄以写经，宋人制粉蜡笺以显贵，明代盛行泥金笺以增华彩，适度的材料经营从未被排斥。问题的关键，在于守住一条尺度底线：纸张装饰必须是书写表达的自然延伸，而非凌驾于书写之上的预设主宰；必须是增益笔墨表现的助力，而非遮蔽笔墨不足的障眼法；必须让观者最终记住的是作品的精神气格，而非一张“好看的纸”。

　　书法最动人的力量，从来不在附加其上的脂粉，而是在素毫落纸那一瞬间的诚恳与内心修为。在展厅视觉诱惑日增的今天，书者当谨记“用纸而不为纸所用”，观者亦当学会拨开斑斓纸色，谛听那黑白之间最素朴也最深刻的心弦颤动。毕竟，一切外在装饰终将随岁月褪色，唯有笔墨真实的深度，才能让一件书法作品长久地住进人心。而这，或许正是我们在“巧饰”与“本色”之间应当保持的那份清醒与自觉。

　　（作者：徐保民，系广州财经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