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需要这样的教育家㊲】张岂之：治学育人，“乐此不疲”

　　【人民需要这样的教育家㊲】

　　时值毕业季，西北大学的很多博士生已完成论文答辩，即将进入大学教学岗位。每年此时，他们总会收到一位已近期颐之年学者的谆谆寄语——

　　“作为一名教师，怎样才能把课讲好？你要把自己的‘心’投进去！”“教学与科研，我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总是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对这二者都喜欢”“怎样对待教学任务？不挑不拣，特别是刚做教师时，尤其要注意这个问题”……

　　这位心系学子、循循善诱的老人，就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教育家，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张岂之。师从季羡林、贺麟、汤用彤、侯外庐、任继愈等学术大家，从事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和文化素质教育研究70余载，从青春到白头，他把最好的时光都献给了学术研究与教书育人；他的足音，始终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同频共振。

　　1927年，张岂之出生于江苏南通。童年时期，因日军侵华、战火纷飞，他随母亲转移至陕西城固，就读于西迁至此的北平师范大学附中，后又在重庆就读于张伯苓创办的南开高中。

　　抗战胜利后，1946年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联合招考，张岂之考取北京大学哲学系。1950年本科毕业后，他考入清华大学攻读研究生。

　　在北大求学期间，侯外庐曾为学生讲授“中国思想史专题”，张岂之是听课学生中用力最勤者，给侯外庐留下深刻印象。1950年3月，侯外庐被任命为西北大学校长。1952年秋，他给正在清华读研的张岂之捎来口信，邀请他赴西安工作，张岂之欣然前往，自此开始了在西北大学长达74年的教学与研究生涯。

　　1953年，侯外庐带领“诸青”（张岂之和李学勤、杨超、林英、何兆武等5位青年学者），校对、修订《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至第三卷。后来，“诸青”成为编写《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的重要作者群体。

　　“初稿由侯先生认真审阅，多次修改，经常有推倒重来的。我们经常跟侯先生深入交谈甚至争论，他从不愠怒，这对我们年轻人成长大有裨益。”张岂之对编写过程记忆犹新。

　　张岂之经常引用侯外庐的自述“我从事史学研究，就像石匠和拓荒人的乐此不疲”，借以表达自己的治学感受。因为这种“乐此不疲”，他陆续主编并出版了一系列著作：《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历史》（六卷本）……几乎每一部都不断再版，成为中国思想史研究者的案头必备书。

　　为学孜孜矻矻，严谨求实；为师嘉言懿行，严慈相济。

　　“几十年来，在大学，不论在西大，还是后来改革开放新时期在清华，我没有不讲课的。我喜欢讲课，从来没有要求只做研究、不讲课的工作。”张岂之如是说。即使在晚年，他也把“每学期为学生们贡献几场高水准的讲座”作为自我要求。

　　他的课堂一直深受欢迎。

　　很多师生都记得这样一幕：2017年5月18日，在西北大学“侯外庐学术讲座”第一百讲的“文化自信与人才培养”专题报告会上，台下挤满了人——座位不够，大家就在过道里站着、蹲着，甚至挤在报告厅外的门窗边；而台上演讲的张岂之虽已满头银发，但依旧身姿挺拔、音调铿锵，思路清晰、妙语连珠。

　　对学生做学问，张岂之要求严格，尤其希望博士生得到规范的学术训练，在文字训诂、历史文献、逻辑、外语等方面都要打下牢固基础。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谢阳举告诉记者，每次呈送文章给张岂之审阅，自己都“既喜且忧”。喜的是，每次稿件都会被仔细审改、质量大有提升；忧的是，不知要改多少次才可以在张岂之那里“过关”。

　　“先生强调，思想史研究必须关注思想与社会的互动。他要求我们既要精读基础文献、搜采稀见文献，也要关注新出文献，还要熟悉政治、经济、法律、民俗等方面的社会史史料，拥有兼收并蓄的学术视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教授肖永明说。

　　“我总想着一点：既然是教师，做的一切就一定要对学生有用。”在培养学生时，张岂之会将自己的最新科研成果融入其中，并身体力行地“用合适的方式将自己的学术成果通俗化，准确地表达出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

　　严谨学风、高尚师德，吸引很多青年学子慕名而来。

　　1978年，张岂之开始招收并培养中国思想史专业硕士研究生，8年后开始招收和培养中国思想史学科博士生。他对人文学科充满深情：“人文基础学科虽然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和技术成果，但是，它们有助于人们高尚精神世界的塑造和健康审美能力的培育”“如果说自然科学是参天大树，人文科学就是绿草，不起眼，却不可缺少”……由此，他常以清代诗人张维屏“沧桑易使乾坤老，风月难消今古愁。惟有多情是春草，年年新绿满芳洲”的诗句勉励学生，并将自己的随笔集命名为《春草集》。

　　在他担任西北大学校长期间，西北大学成为全国最早在研究生层次为文理科均开设必修课“中国传统文化”的院校。他倡导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学生的思维水准，树立健康的文化观和价值观，实现文化育人，将人文教育不断推向“综合教育”“全面的教育”。

　　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使张岂之对教材编写格外看重：“我是教师，编写教材是我的本职工作之一。虽然编写教材对成名成家的作用不如专著大，但一本好的教材可以影响学生一生。”

　　翻开张岂之审阅的教材书稿，密密麻麻的修改与批注随处可见。学生们回忆，多年来，从每一部教材的提纲编制、具体编写，到审改稿件、开会商讨，张老师都亲力亲为，且殷殷嘱托：“我们要的教材，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我研究并撰述有关中国思想史的内容，都力求与国家的建设发展联系起来，这样才能提升研究的能力，从而提高教学水平。我们的学术研究，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伟大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我们才能在教学与学术研究中不断前进”。

　　除了编写教材，张岂之也非常看重编写普及读物，借此让中华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他认为，这是社会的迫切需要，学者不能因其小而不为：“思想文化史研究需要很专业的研究成果，也需要高质量的普及读物，否则就会使自己与时代、与社会、与大众隔绝，怎能实现‘以文化人’？”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他组织编写了一本图文并茂的普及读物《中国传统文化》，旨在澄清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质疑甚至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潮。在书的后记里，他写道：“我们是教育工作者，不会下海弄潮，也不会见异思迁，只能坚守自己的岗位，在冷清的生活中努力为国家为民族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今天，走进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扑面而来的是六个大字——“兼和、守正、日新”。这是张岂之提出的所训，浓缩了他的治学思维与教育理念。这位99岁的人文学人一生都在坚持阐发、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乐此不疲，初心不改。

　　（本报记者 张亚雄 张哲浩 李洁 本报通讯员 魏梦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