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五双草鞋
草鞋，曾经是中国南方水乡和山区百姓日常离不开的劳作用鞋，不论男女老幼，也不分雨天晴日，草鞋都是农家人的日常必备。上山砍柴和采药，下地耕种和收获，或是要走远道，农人们都要穿上一双跟脚的草鞋，甚至还会随身带上一两双草鞋作为备用。
赣南常见的草鞋有两种，一种是把韧劲较大的糯谷草捶打柔软，绕着用事先搓成的棕绳或麻绳绞成的双股绳（俗称“鞋耳”）打成的草鞋，也叫“棕耳鞋”；另一种是更为结实耐穿的麻鞋，不用糯谷草，以又柔软又结实的黄麻编成，叫“麻耳鞋”。后一种麻鞋经常也被统称为草鞋。
草鞋和麻鞋，都是贫苦年代的百姓们因陋就简、就地取材的产物，也凝聚着劳动人民的生存智慧。南方雨水多、湿气重，尤其是像赣南、鄂南等地，道路和田埂大多是红土胶泥，当地人称：“落雨时一团糕，天晴时一把刀。”意思是说，下雨天，地面都是粘脚的红胶泥，晴天里，红胶泥又会变得十分坚硬，赤脚踩在地上就像踩在刀背上。这时候，一双跟脚的草鞋或麻鞋，既不怕打湿又很透气，还能防滑和防止坚硬的土坷垃硌脚。
当年，红军进入江西根据地后，在生活极其艰苦、装备简陋的日子里，很快就入乡随俗，人人习惯了穿草鞋。不少红军指战员还把这种廉价的草鞋称作“革命鞋”。赣南的细妹子和老表们编唱的山歌里，也常常有“打双草鞋送给郎，南征北战打胜仗”“穿上草鞋跟党走，刀山火海不回头”这样的句子。中央红军跨过于都河，踏上长征路时，脚上穿的都是草鞋、麻鞋，乐观积极的指战员们还给“红军鞋”起了个颇有气派的“雅称”，叫作“量天尺”。被誉为“地球上的红飘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是英勇的红军依靠“铁脚板”和“量天尺”，在中国的河山大地上，在风雨交加、风雪弥漫的征途上，一步一步丈量出来的。
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即将开启长征之路，瑞金、于都等地的妇女会的小媳妇、细妹子们，起早贪黑地给红军打草鞋、打麻鞋，打好了就一担一担地挑着送到红军的住处。当时，红军领导机关还有规定，出发前，每位战士必须至少准备两双草鞋。也有战士带了五六双草鞋出发，以便在征途上帮助缺鞋的同志。
我在赣南采访和体验生活的时候，赣州市、瑞金市妇联的同志，不约而同地给我讲过“七十五双草鞋”的故事。瑞金被誉为“共和国摇篮”，所以，故事的主人公陈发姑被人们誉为“共和国第一军嫂”，七十五双草鞋的故事也被人们称为“最悲情又最痴情的红色爱情故事”。
1894年，陈发姑出生在瑞金县武阳区石水乡下山坝，是一个身世悲苦的客家细妹子。出生不到200天，她就失去了母亲。不到两岁，为生活所迫的父亲把她送到同乡上山坝大屋的一户人家做了童养媳。这户人家有一个独子，名叫朱吉薰。陈发姑长到19岁时，与朱吉薰拜堂成亲。小夫妻俩青梅竹马，情如兄妹，成婚后，日子虽然过得清苦，可两个人恩恩爱爱，彼此信任，相濡以沫。
朱吉薰40岁那年，区苏维埃政府的干部来到上山坝，动员青壮年老表们参加红军队伍。乡亲们都懂得，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贫苦百姓自己的队伍，参加红军是为了帮助更多贫苦农民翻身做主人，过上不受人欺负和压迫的好日子。参加了“扩红”动员会回家后，朱吉薰起了参加红军的念头。
不过，朱吉薰的母亲和朱家其他长辈的传统观念比较重。伯父闻讯后立即跑来对朱吉薰说：“当兵是要打仗的，打仗会死人的，你是家里的独苗子，你走了以后，老母靠谁养？发姑怎么办？”这些也确实是事实。朱吉薰听了，心里一时拿不定主意。
晚上，深明大义的陈发姑却轻言细语地做起了丈夫的工作：“我们都生在穷苦人家，从小受尽了地主富户的欺压，不就是盼着能有翻身出头的那一天吗？现在共产党领导工农子弟闹革命、当红军，去给穷苦百姓打天下，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是多光荣的事呐！你还顾虑什么哟！再说了，家里不是还有我吗？”
“你也得有人照顾啊！”
“我又不是没手没脚，上山能砍竹，下地能栽秧，你有什么好担心的？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婆婆的。”
陈发姑的一番话，让朱吉薰打消了顾虑，不再犹豫。第二天，陈发姑就把丈夫送到区苏维埃政府报了名。朱吉薰成了当时武阳区第一批报名参加红军的老表之一。
红军离开瑞金前的晚上，陈发姑整夜未睡，默默地替丈夫收拾好行李，还用亲手染的粗布，连夜给朱吉薰缝制了一套衣服。陈发姑从小就有一双打草鞋的巧手，她把这些日子里给丈夫打的几双结实的草鞋和麻鞋，也牢牢捆进了被盖卷里。
“发姑，往后，家里的事就全靠你一人承担了，再苦再难的日子，你先担起来，等革命胜利了，我回来给你当牛做马，报答你的情分。”
“谁要你报答了？只要你明白家里的难处就好。”
“是呀，红军走了，那些杀人不眨眼的还乡团、白狗子，一定会把气全撒到老表们身上，你们可得多加小心呀！”
“不怕！红军首长和苏维埃主席不是说了吗，红军里还有好些人要留下来斗争的，共产党留下的火种，是灭不了的。”
长征队伍出发前的那几天里，区苏维埃政府门口人头攒动、人来人往，全是母送子、妻送郎、细妹送哥当红军的百姓。
朱吉薰走后不久，陈发姑也参加了区苏维埃政府的妇女工作队，成为村里一名勇敢又能干的妇女干部。果然，红军离开后，国民党军队很快就进占瑞金，开始对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迫害与杀戮。陈发姑是妇女干部，又是红军家属，敌人把她抓住了，捆绑起来严刑拷打，逼她写字据，声明脱离革命，与丈夫离婚。
陈发姑虽受尽凌辱与折磨，但宁死也不肯写什么字据和声明。她坚信，红军队伍一定还会回来的，山岭上的芭茅草烧焦了，芭茅根还在泥土下存活着！
正是凭着这种坚定的信念，陈发姑挺过了敌人的折磨，顽强地活了下来。丈夫走后第三个年头，婆婆去世了。在此后漫长的日子里，陈发姑得不到丈夫半点音讯，是死是活，谁也无从得知。
一天天，一年年，这位苦命的军嫂，常常倚在门框上，一边唱着为丈夫送行时唱过的歌子，一边眺望着村口，盼着丈夫早日回来。为了排遣内心的苦楚，也为了寄托对丈夫和红军队伍的盼望与思念，陈发姑给自己立下了一个“规矩”：每年都要打上一双结实的草鞋，保存起来，以待丈夫回来时可以穿用。
这期间，当年和丈夫同一天离开瑞金、踏上长征路、经过多年的战斗而幸存下来的瑞金子弟，都陆续回到了家乡。可是，陈发姑仍然得不到丈夫半点音讯。在漫长的苦苦等待中，她的眼泪流尽了，白发也干枯了。
后来，当地政府做过细致的调查，认为她的丈夫朱吉薰可能在长征途中牺牲了。后人根据赣南采茶歌《送郎调》整理的红色歌谣《十送红军》里唱道：“……恩情似海不能忘，红军啊，革命成功（介支个）早归乡。”可惜的是，当年在长征途中牺牲、病死、离散、失踪的赣南籍红军总数难以统计，很多人都没能“早归乡”，不少人甚至连名字都无法核对了。
但陈发姑一直坚信，自己的丈夫没有死，有一天也许还会找到家门，回到自己身边。她从一个小媳妇，一直等到了白发苍苍、双目失明，仍然没能等回自己的丈夫。到了她什么也看不见时，只要一听到“上面来人了”，她就会拄着拐杖，赶紧去打听：“我家吉薰有什么消息没得啊？”
在陈发姑的晚年，瑞金各级党组织、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给予了这位“共和国第一军嫂”细心的关怀和照顾，让她老有所依，生活上没有遇到任何困难。
陈发姑去世后，人们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在老人的床下、屋角，堆放着一双双或旧或新的草鞋。有人数了数，一共七十五双。寒来暑往，一双双积攒起来的草鞋，伴着陈发姑度过了七十五年望夫归的日日夜夜。
（作者：徐鲁，系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