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嫁衣中的礼俗嬗变

　　婚嫁仪式，因其在人生中的重要性与神圣性，被视为“人伦之始”。新娘的嫁衣则是这场重要仪式中最具符号性的视觉焦点。《醒世恒言》这样记述明末婚礼：“花烛之下，（新郎）乌纱绛袍，（新娘）凤冠霞帔，好不气象。”当下，传统婚服受到青睐，凤冠霞帔与大红吉服已成为中国人心中关于婚嫁最经典的意象。一袭嫁衣如同一部微缩服饰史，从典制到婚仪，以形制、色彩诉说着礼法秩序的构建、民间习俗的变迁。

　　凤冠霞帔成为女性礼服，源于古代王朝冠服制度。宋代将凤冠定为后妃礼服，皇后“冠饰以九龙四凤”（《中兴礼书》卷一七三《嘉礼一》），妃冠饰九翚四凤，公主妆奁包括真珠九翚四凤冠。明洪武、永乐时期，皇后皆戴“九龙四凤冠”。至万历时期，皇后凤冠上的龙凤数量有调整，北京定陵出土的明孝端皇后冠饰有九龙九凤。“金冠珠翟翠璎珞”道尽凤冠的华美，其穷工极巧的奢华，是皇权的物质化呈现，成为身份与荣耀的象征。

　　霞帔在宋代被正式纳入礼服规制，后妃常服“长裙、霞帔”（《宋史》卷一五一《舆服志三》）。在明代，霞帔乃“九品以上之命妇皆用”（《清稗类钞·霞帔》）。洪武年间诏令“庶人婚，许假九品服”（《明史》卷六七《舆服志三》），平民百姓得以在婚嫁仪式中“借用”最低品级命妇花钗大袖礼服，成为婚服史上具有革命性的转变，不过并未见关于“凤冠霞帔”的明确典制。明中叶以后，庶民婚嫁中使用“凤冠霞帔”组合蔚然成风。民国“服饰奢靡更逾于前”，无论何人子女大婚时，“女必凤冠蟒袍”（《（民国）夏口县志》卷二《礼俗》），“女则凤冠霞帔，无贵贱一也”（《（民国）翼城县志》卷一五《礼俗》）。

　　明初律法严禁民间女子礼服用大红，但明后期逾越服制的现象很普遍。明代皇室及官员礼服多以红色为贵，“尚红”风尚为婚服注入灵魂。山东博物馆藏大红色绸绣过肩麒麟鸾凤纹女袍生动呈现了明代红袍形制。清代继承了婚嫁以大红为吉的传统，“中国人以红为吉色”（《津门杂记》卷下《中外国异俗》）。红色在五行中属火，象征光明、兴旺，民间认为能驱邪避凶，作为民间婚礼的首选用色，虽属僭越但象征吉祥、喜庆，礼顺人情，通常不予追究。明之后，“凤冠霞帔”“真红大袖衫”的新娘装扮逐渐流行，演变为中式婚礼的标配。

　　传世图像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生动的证据。明代宫廷画《曹国长公主朱佛女像》，严格遵循翟冠、深青霞帔、真红大袖衫的命妇规制。当时，“享凤冠霞帔之荣”不仅象征着女性的尊贵地位，也是整个家族的显赫荣光。在岐阳世家的先祖容像中，明清命妇所着红袍的形制、纹样清晰可见。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繁荣，社会风气渐变，这在嫁衣中留下深刻烙印。民间新娘戴凤冠、披绣帔、着大红袍服，实为对上层礼服的创造性效仿与重构。这种华美的“拟态”，正是社会财富力量崛起后，挑战传统服饰等级秩序的视觉见证。

　　“凤冠霞帔、蟒袍玉带，是盖明制，而清因之”（《（民国）莱阳县志》卷三《人事志》），清时嫁女“用明制公主之仪，故冠凤冠，被霞帔”（《（民国）南通县图志》卷一二《礼教志》）。有些地方妇女“从其夫之职，均制蟒袍、霞帔、凤冠”，用于婚礼“以示不忘本”（《（光绪）黔西州续志》卷五）。清代万全县“新妇拜堂时为凤冠袍带”表示“心不忘前明，然亦无法故，于定服制”暗寓“男随女不随”之意。凤冠霞帔亦被视作汉族品官士庶嫡妻身份的正统婚服，“新妇必用凤冠霞帔，以表示其为妻而非妾也”（《清稗类钞·凤冠》）。慈禧太后曾特赐凤冠霞帔予新绛县马燕山之妻亢氏，此举意味着凤冠霞帔早已超越衣饰本身，成为彰表妇女贞节孝行的礼制符号与道德象征。各地新妇“戴凤冠，衣袆衣”（《（乾隆）介休县志》卷四《婚》），“装饰凤冠”（《（道光）永州府志》卷五《婚》），或“着凤冠霞帔，蒙绣帕乘舆”（《（民国）宜春县志》卷一二《婚礼》），或“着蟒袍玉带、凤冠霞帔，以红绣夹帕蒙面”（《赏心山房杂著》卷一《某报采风代述》）。凤冠霞帔本属赏赐的荣耀，在明末至清的婚服中实现组合，成为婚嫁仪典中的核心装束，常见于夫妻合影等生活影像，其承载的政治权威色彩逐渐淡去，吉祥、喜庆的婚嫁内涵则日益饱满，从“权力符号”转向“民俗符号”。

　　民国废除服制，即使穷乡僻壤的新人仍有“戴凤冠者”（《（民国）浮山县志》卷三二《近今婚礼》），其“着男家所带红衣，头戴凤冠，覆以红巾”（《（民国）同官县志》卷二六《礼仪》）。凤冠红衣已广泛流行于民间婚仪，催妆时，富者常“具凤冠袍带”，而贫者则“惟红衣一套”（《（民国）沧县志》卷一二《婚礼》）。与此同时，凤冠亦融入戏曲衣箱体系，梅兰芳《贵妃醉酒》所用“点翠凤冠”，其形制便借鉴明清凤冠形制。

　　在文学艺术中，凤冠霞帔不仅是尊贵身份与荣耀的象征，还成为“明媒正娶”的代名词。《南音三籁》记有唱词“博换得凤冠霞帔休笑耻”。《梅读先生存稿》中太孺人劝学心愿为“可偿我以凤冠霞帔”。《孽海花》第八回，金雯青娶妾，傅彩云着“颤巍巍的凤冠，光耀耀的霞帔”，被认为妆饰越礼。《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五十八回记叙咸水妹回国结婚，借用霞帔以显荣耀，迎娶日“凤冠霞帔，花烛拜堂”。

　　在明清世情小说中，凤冠霞帔则成了关系女性命运的核心意象。《金瓶梅》第七十八回林氏“穿着大红通袖袍儿”，第九十一回孟玉楼再嫁时“戴着金梁冠儿”，第九十七回春梅“打扮朱翠凤冠，穿通袖大红袍儿”，凤冠、红袍成为市井女性凭借婚姻提升社会地位的标志。《醒世姻缘传》第七十六回，描写童寄姐出嫁着“大红纻丝麒麟通袖袍儿”，吉祥、庄重、喜庆的婚服，暗示人物的命运与家庭地位，与其日后婚姻生活形成强烈反差。《红楼梦》第九十七回薛宝钗出闺“盛妆艳服”（戏曲多演绎为凤冠霞帔），与林黛玉焚稿的凄清形成对比。第五回李纨判词里那“戴珠冠，披凤袄”的荣华，终究“抵不了无常性命”，一百十九回，贾宝玉一句大嫂还要“戴凤冠穿霞帔”，更是道尽悲情，那看似光耀的冠帔之下，实则是女性以一生孤寂换取的、难以承受的虚妄与沉重。这些文学叙事，使凤冠霞帔超越了服饰实物本身，成为一种带有悲剧色彩的象征。

　　明清历史典故与民间俗语的建构，成为世情与观念沉淀最生动的化石。明代“平民嫁女亦有假用凤冠者，相传谓出于明初马后之特典”（《清稗类钞·凤冠》）。《茶香室丛钞》载“康王报恩”传说，讲述农女救康王而得允浙东女子婚嫁可着凤冠霞帔。不同版本中皇恩特许故事的核心情节一致，巧妙地为庶民僭礼提供了合法甚至自豪的伦理依据，使其从“犯禁”变为“奉旨”。“红袄本是珠冠袄，皇上敕封做新娘”（洞头），“脱落蓝衫换红袄”“戴起凤冠着蟒袍”（慈溪），“头上凤冠满珠宝”“凤冠讨个凤冠红，新妇凤冠闹丛丛”“配上凤冠貌堂堂”（永康），“整起衣衫戴凤冠，风吹凤冠摇摇摆”（缙云），“头戴珠冠身穿红”（嘉兴），浙江各地的婚嫁歌道尽女子着凤冠红袍出嫁之俗，庶民得以在婚服中突破身份之限。民歌民谣采撷传说，将穿戴凤冠霞帔升格为一种文化权力的行使，通过婚嫁服饰逾越等级壁垒的“假借”，庶民获得象征性的阶层跨越，赋予“僭越”行为以合法性。

　　衣以载道，服以铭史，凤冠红妆成为国家典制、地方志书、文学艺术、传说俗语中的经典文化现象。纵观其数百年流变，一条清晰的文明脉络隐现其间：从强调“分”的礼制区隔，走向追求“合”的民俗表达，最终升华为承载“美”与“愿”的文化象征。

　　如今，凤冠霞帔、红衣吉服被赋予优雅、温情、美好的时代意涵，实现了从“束缚之衣”到“文化之裳”的涅槃。作为中华传统美学的代表服饰，传统婚服受到女性青睐，成为她们表达对爱情与婚姻庄重期许的载体。这金与红交织的色彩，在我们回望传统，寻找礼制与民俗的文化旅程中，熠熠生辉。

　　（作者：赵瑶丹，系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