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贵史料 炽热情怀

　　2024年秋，当我着手写作郑振铎先生的抗战编年史的时候，遇到了史料上的一个大难题。全面抗战期间，郑振铎公开出版文字以1937、1938年这两年为多，后面六年，他留存下来的日记则有1940年1至2月、1943年2至8月、1944年全年日记、1945年6至10月，恰好是1939年的行踪最是模糊。幸蒙郑源先生、郑炜昊先生慷慨赐下郑振铎1939全年日记的照片，让我得以拼接出这一年“做着地下的工作”的郑振铎影像。

　　郑振铎在抗战胜利后发表的《暮影笼罩了一切》（收录于1951年出版的《蛰居散记》），对上海“孤岛”的抗战有一段描述——

　　夜一刻刻地黑下去。

　　有人在黑夜里坚定地守着岗位，做着地下的工作；多数的人则守着信仰在等待天亮。极少数的人在做着丧心病狂的为虎作伥的事。

　　这段文字属于抒情化的“胜利叙事”，虽然感人，却无法帮助我们还原“孤岛”上的暗夜历史处境。1939全年日记则大大不同，郑振铎逐日如实记录了日渐恶化的国际政治环境如何影响了一介书生的“孤岛”日常生存：一日一变的物价、不断“落水”的文人政客、陆续遭遇危险的进步青年。当然，日记也记载了郑振铎陷入“精神内耗”时期的迷茫，他和妻子沉溺于“雀戏”（打麻将），往往是打完一场麻将，回到家中立即写日记自我检讨：“此种劳民伤财之戏，渐宜戒止也！”

　　通过郑振铎的日记，我们可以看到，“孤岛”上的文化人，处于民族家国的道德理想与日常生活压力的紧张拉扯之中，这种张力让人无时无刻不感到焦灼与疲倦。越是疲倦，越是逃向“雀戏”；游戏胜负立见的刺激一方面舒缓了焦虑，散场之后，又加重了玩物丧志的负罪感。

　　但是郑振铎是一个清醒的行动者，他知道自己不能沉迷下去。在1939年夏天，他眼见北平南下的书贾到上海搜书，将成千上万“足以控制我民族史料及文献于千百世”的古籍送到日伪和美国人手里，他决定以一己之力，“以余之孤军与诸贾竞”，收购拦截这些古籍。到了此年10月，他开始谋划抢救文献的集体大行动。

　　1939全年日记的价值，首先在于它真实地记录了上海“孤岛”时期一介书生在这样历史暗夜的迷茫以及自我拯救。并且，日记修正了此前学界关于“文献保存同志会”成立时间的认知。以往我们一般从郑振铎1945年11月发表的《求书日录》（根据1940年至1941年的日记摘录）中得知，同志会成立于1940年1月。而1939年日记显示，郑振铎在此年秋天就已启动筹备该会工作，他在家中分批宴请不同方向的相关人员，推进筹备事宜，甚至已经提前搭建好与重庆国民政府的秘密电报联络渠道。

　　细读1939全年日记，我对于郑振铎未雨绸缪的战略布局、胆大心细的斗争策略，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日记中的一些看似流水账的平淡记事，更是解锁了长期以来一直萦绕在我心中的巨大谜团，那就是：那样的历史暗夜之中，一个书生动用了哪些资源，才能抢救下6万多册古籍？

　　解锁这个谜团，我们可以把1939年日记与中国民主促进会（郑振铎是该会发起人之一）的两大“会宝”进行勾连考证。第一件“会宝”是1945年12月30日成立大会的签到名单，上面有26个人的签名，其中的赵朴初、陈巳生、严景耀、雷洁琼、柯灵、李玄伯等十余人，都是1939年日记中经常出现的人名。第二件“会宝”是民进组织的第一张选票《中国民主促进会理事选举票》，与郑振铎并列的43名会员，比如唐弢、徐伯昕、周建人、陈慧、周予同、吴文祺、姚文达（惠泉）、傅雷，这些人也是1939年日记屡次提到的、和郑振铎留守上海组织抗日救亡的战友。从这两件“会宝”我们知道，1945年民进的成立，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马叙伦、郑振铎所联系的上海文化教育界人士，另一部分是王绍鏊所联系的上海工商界人士。

　　工商实业网络、文化教育网络——正是因为有这两个关系网络的情义支持，全面抗战八年，郑振铎才有能力与敌伪争夺文献。事实上，这两个网络的爱国进步人士早在抗战时期即已组成了“复社”“星二会”“星六会”等私人定期聚餐团体，交流分享资源和信息，秘密组织抗日救亡。当时在孤岛上，这一类聚餐会还有“星五”“星三”“星四”以及清华同学会等等，参加成员均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号召力，也有不少人是未公开身份的中共党员，而其中的活跃分子构成了抗战胜利之后中国民主促进会组织的基本盘。

　　根据我不完全的统计，从1939年日记中可以看到，郑振铎全年一共参加了36次“星六会”，33次“星二会”，此外还有复社、清华同学会等等聚会。日记所见，郑振铎几乎隔天就有一次聚餐，我们不难想象，这是孤岛上人们在1939年全民抗战“至暗时刻”相互抱团取暖。同时，如果放大历史的景深，我们更加可以看到，正是这些看似寻常的每周聚餐，有效地利用了与会者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解决了“孤岛”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填补了国家力量休克时期造成的临时真空。隐蔽的相互帮扶带来的团体感与亲密感，也缓和了危机面前人们的彷徨和痛苦。这种民间进步人士的相互守望，以及他们一点一滴的秘密抗日行为，正是对侵略者的一种隐形挑战。我想，这就是上海抗战史在中国抗战史的独特性所在。

　　从抗战史、文化史的角度来评价郑振铎1939年全年日记，它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遗憾的是，我在写作《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一书时，由于才疏学浅，尚无法阐释这本日记“精义”的千分之一。所幸郑振铎的哲孙郑源，不仅深得家学之真传，更是民国文史研究方面的行家，他经过两年多的整理与研究，终于将原来深藏于藏家手中的这本珍贵日记付梓。从日记的逐日琐碎记事中，我们可以体会郑振铎的困守，在那个历史暗夜里对于每个人的意义，正如他在悼念“星二会”成员胡咏骐文章中所说：“他稳定的站在危难、艰苦、恐怖、纷扰的环境中，像一个巨人似的；在他的巨影之下，许多人赖以安定，不惧。”

　　（作者：吴真，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