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砚，也写人

　　据《王安石年谱长编》等书籍记载，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自黄州移汝州，过金陵见王安石。二人在金陵半山园联句咏砚，苏轼先出“巧匠斫山骨”，而王安石不能对。这桩旧闻里当日的情形如何，今人已难以确证，但却道出了苏东坡与砚的缘分。近来张新建所著的《砚里砚外苏东坡》，便是一本借由苏东坡说砚、观砚、藏砚的诗文，勾勒苏东坡人生，折射北宋文化风俗史的著述。

　　《砚里砚外苏东坡》提出，苏东坡好砚，不仅收集晋砚、唐砚、宋初的古风字砚，还常以砚赠人，并留下了关于砚台的诸多诗文。他认为，砚有生命、有品格、有内涵，是文气的凝聚，也能传承精神。以《天石砚铭并序》为例，不仅记述了他年少时在眉山宅院中发现“天砚”的经历，还讲述了父亲以“天砚”赠他，他“宝而用之”“且为铭”“受其戒”，至中年“忽复见之”“甚喜”的人生经历。

　　《砚里砚外苏东坡》还以细腻笔触，梳理了苏东坡与砚相关的诸多往事。在作者笔下，砚是解读苏东坡人生轨迹的钥匙，更是解锁其内心世界的密码：赠范百禄、范祖禹砚台与研屏，是政治风雨中对同道中人的期许。赠晁说之科考用砚，是对后辈学子的勉励。赠官拜尚书左丞的蒲宗孟真宗龙尾黼砚，则是贬谪岁月里小心翼翼的“投石问路”，一方面期许蒲宗孟能予以帮助，一方面又恐“自惟罪废之余，动辄累人”。在苏东坡的喟叹中，作者深入解读其背后的心态——那个被世人熟知的、“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东坡，在遭受贬谪时，也有低落的心情，曾经“遇事则发，不遐思”的他，有了“恐累亲朋”的细腻与隐忍。这份解读，并不是窥视其隐私，而是试图与苏东坡真诚地交流，对苏东坡深刻共情。

　　在作者看来，砚不仅是苏东坡的精神寄托，也是了解北宋风尚的重要载体。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等人，都留下了关于砚的诗文。连沉静内敛的曾巩，也有“作诗知砚功小大”的句子流传至今。一方砚台，不仅可作为所赠物品，联结文士的交往，也可以观察他们的心迹。

　　严谨的史料考据与真挚的情感表达，在书中实现了良好的融合。作者引经据典、考据精当，从《苏轼全集校注》《宋史》到《元丰类稿》《砚史》，每一处细节都有坚实的文献支撑，无一字无出处、无一句无依据。小至苏东坡赠砚的具体时间、对象与缘由，大至北宋“安置”制度的核心内涵、文士的政治立场与思想分歧，都考证严谨、辨析透彻，尽显治学的用心。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并未陷入史料的堆砌与晦涩的考据中，而是将冰冷的史料转化为鲜活的叙事，让读者在了解砚文化、感受文人雅趣的同时，读懂苏东坡一生的颠簸，了解北宋文人的内心。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写，《砚里砚外苏东坡》“是写砚的，也是写人的”。“以人为中心”的视角，让书的叙述不再冰冷，而是充满了温度。

　　（作者：陆地，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