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见卓识

　　【藏书记】　

　　做人文学术研究，离不开书。我的大半生，都在与书打交道。艺人行当有云：“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书之于我，大抵也是如此。

　　除了看书、写书，我还有个相关的爱好，就是藏书。与自己专业相关的书籍和文史类基础典籍等，无疑在搜罗之列，数量还不少。不过，这方面的书只供日用，谈不上收藏。我所藏的书，主要是线装古籍善本和民国稀见旧书。关于古籍善本，完整的宋椠元刻，拍卖会上每每得见，倍感囊中羞涩，自是遗憾阙如。不过明代及清代典籍，我则爱好寻觅雕版印刷、印制精良或带有插图的版本。碰到心仪的名人信札、名家旧藏，尤其是名家批校题跋本，更是爱不释手，即便节衣缩食，也要咬牙“慷慨”拿下。

　　其实，“批校题跋本”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在书页空白处写下“批”（评论性文字）、“注”（解释性文字）、“点”（标点和圈点）、“校”（校订和勘误）的，即可称批校本。在书的前面写下题记、后面写下跋语的，可称为题跋本。两者都有的，则为批校题跋本。若典籍经名家、特别是大学者批校题跋，那可是点石成金，仿佛“田舍郎”登上“天子堂”，地位和价值如孙悟空翻跟头——一步登天。这不仅由于物以稀为贵，名家批校题跋本的存世量很少，还因为名家除了在版本选择、批校题跋的书法等方面大可琢磨和观赏以外，其批校题跋的内容更是蕴含真知灼见，多给人思想的启迪和学术的滋养。

于不疑处有疑

　　我有幸藏有一函六册的木刻本《吴氏评本昭昧詹言》。该书由清中后期桐城派名家方东树所著，桐城派大家吴汝纶、吴闿生父子评点，为桐城派诗论的代表作，1918年刊刻发行。这套丛书，本是普通的旧籍，只因为系美学大师朱光潜的旧藏，前有“孟实藏书”（朱光潜字孟实）的钤印，中间有他的手批，便显得珍贵起来。

　　大约三十年前，我得到此书。灯下翻阅，发现卷四谈陶渊明诗歌的部分，有朱光潜这样一条手批：

　　渊明归田当在三十岁左右，旧谱旧说多误。“一去三十年”，谓轻轻度去三十年光阴，连未仕前及已仕时合计之也。

　　这句话映入眼帘时，我如醍醐灌顶，幡然有所悟。陶渊明《归田园居》里有这样的名句：“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文学史家一般认为，此诗作于乙巳岁（公元405年），陶渊明辞去彭泽令的当年。那么他决意弃绝仕途、回归田园，当在40岁左右（《汉魏六朝诗选》）。也有学者指出：“‘一去三十年’当是‘十三年’之误，从陶渊明开始做官到最终归隐，正好是十三年。”（《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而朱光潜除在批注中明确指出“渊明归田当在三十岁左右”外，还在《诗论》第十三章陶渊明专论里，断言其“做官的时候前后不过六年”，“渊明二十九岁弃官”（《朱光潜全集》第三卷）。

　　我对陶渊明没有下过研究的功夫，上述看法孰是孰非，不敢轻易置评，但朱光潜批注给我的教益，却带有方法论的意义。他读书，于不疑处有疑，在看似没有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其所提观点仿佛学术“酵母”，若展开来论述，完全可以做一篇有分量的论文。自此之后，我在读书时，也有意戴上怀疑和质询的“眼镜”，并多有发现和斩获。

君子自有常

　　清康熙三十八年秀野草堂刻本《昌黎先生诗集注》，为清初学者、藏书家顾嗣立删补刻印，素以编校精审、版刻精良著称。我所藏的该版本，上面有乾隆时期韩愈研究大家、《韩昌黎编年笺注诗集》作者方世举的大量批校。全书以蓝绿色圈点，红色和墨色批注，几乎每一页天头都被蝇头小行书的眉批占满，中间字行亦多有夹批。

　　方世举的批校，多真知灼见。如韩愈《君子法天运》诗云：

　　“君子法天运，四时可前知。小人惟所遇，寒暑不可期。利害有常势，取舍无定姿。焉能使我心，皎皎远忧疑。”

　　在这首诗旁，方氏加眉批云：

　　此儆刘柳也。天运即重云诗，谓大运自有常。盖天有常理，消息盈虚与时变化。守道君子可以前知，而汩于势利之人，则第见是时之炙手可热，不知寒时之冰山乃消。惟于取遇势利争超，以成其为小人。然苟能舍此取道，未必不可转小人而为君子，故曰“无定姿”，犹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之意。

　　韩愈与刘禹锡、柳宗元同朝为官，相互欣赏，韩愈曾有诗云“同官尽才俊，偏善刘与柳”。但在刘禹锡、柳宗元参与王叔文、王伾发起的“永贞改革”这件事上，韩愈则竭力反对。方世举批注说“此儆刘柳也”。“儆”，是指警示、警戒，即告诫刘、柳自应觉悟。“重云诗”，是指韩愈的五言古诗《重云李观疾赠之》，该诗通过描绘“夭行失其度，阴气来干阳。重云闭白日，炎燠成寒凉”等天气异常现象，折射小人谗言惑主，君子厕身其间忧伤自持的窘境，同时表达遵循天地运行的常规、终能骋怀高翔的愿景。此条批注，可谓洞幽烛微，委婉曲致地揭示了韩愈诗背后的丰富内涵与思想倾向。

云人所未云

　　《褚遂良真行千字文》法帖，是我珍爱的另一本经名家收藏并批注题跋的旧籍。该书20世20年代后期由大阪玉石社依据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宋刻本影印出版，属于当时比较讲究的影印本图书。因市场上有一定的数量，加上年代并不久远，收藏价值原本不高。然而，该书有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文学家、语言学家刘半农的长批、长跋及钤印，又有实业家、古籍收藏家周叔弢“曾在周叔弢处”“周叔弢读书记”两方藏书印，而别有价值。十余年前，从南京一家古籍拍卖会上得到它时，我如获至宝，喜不自胜。

　　该书前半部为《褚遂良真书千字文》，后半部为《褚遂良行书千字文》，系褚氏楷书和行书千字文的合印本。真书（楷书）部分，从第一页到第九页的天头，刘半农以其别具风貌的隶书写道：

　　有唐一代之书，今所传者，惟碑刻耳。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各自成家；颜（真卿）、柳（公权）、李（邕）、徐（浩），不相沿袭。如诗有初盛中晚之分，而不可谓唐人诸碑不可宗法也。大都大历以前，宗欧、褚者多；大历以后，宗颜、柳者多。至大中咸通之间，则皆学徐浩、苏灵之及王羲之《圣教序》一派，而流为院体，去欧、虞渐远矣。然亦有刻手之优劣，一时之好尚，气息之相支分派别，难以一概而论。即如经生书中，有近虞、褚者，有近颜、徐者。观其用笔用墨，迥非宋人所能跂（企）及，亦时代使然耳。

　　今之学书者，自当以唐碑为宗。唐人门类多，短长肥瘦各臻妙境。宋人门类少，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具有毛疵，学者不可不知也。有唐一代崇尚释氏，观其奉佛念经，具承梁隋旧习，非高祖太宗辈始为作俑也。有唐一代崇尚法书，观其结体用笔，亦承六朝旧习，非率更永兴辈自为创格也。

　　这段长批，简要勾勒唐代书法的演变轨迹，描述欧、虞、褚、薛和颜、柳、李、徐在唐朝不同阶段的影响，点评唐代书法与宋代书法的特点及相异之处，对今人学书宗唐还是取宋提出自己的看法及理由，眼光独到，多发人之所未发。刘半农还在书中对褚遂良的书法作了整页题跋，对其书“初学史陵欧阳询，继学虞世南，终法二王，自创一格”的路径及书风条分缕析，足见其于文学和语言学之外，对书法也颇有研究。

　　除研究造诣外，刘半农的书法，脱胎于晋唐写经体隶书，既浑厚古雅，又厚朴耐看，显示出独特的个人气质和深厚功力。他的墨迹除偶见尺牍外，严格意义上的书法作品世所品罕见。这两件题写在褚遂良法帖上的墨宝，堪称精品。这一法帖，还钤有“半农刘复”等印，其落款时间为1933年4月，离他病逝仅一年左右，让人唏嘘。

　　书是人类知识的重要载体。我对藏书乐此不疲，既源自天生的嗜好，也是毕生所从事职业的需要。从藏书中，尤其是从名家大师的批校题跋中，我感到那些历经岁月沧桑，由一代代前贤递藏并传承下来的典籍，并非毫无生命、沉默寡言的静态物品，而是洋溢着文化睿识和思想张力，饱含学术意趣、曲径通幽的文化宝库。那些或三言两语、或洋洋洒洒，写在天头地脚、扉页卷尾乃至字里行间的文字，让典籍如百年古木再逢春、龙鳞老干发新芽，呈现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动人景象。

　　（作者：钱念孙，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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