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经典的光明印迹】光明日报上，焦菊隐话剧探索履痕犹新
【文艺经典的光明印迹】
话剧《茶馆》，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镇院之宝”，每年都会上演。你知道是谁首次将《茶馆》搬上话剧舞台吗？他的名字叫焦菊隐。
作为北京人艺创始人之一和总导演，焦菊隐用毕生的艺术实践探索了一条话剧民族化之路，对中国话剧产生了深远影响。《光明日报》的一篇篇文章，翔实记录了他为中国话剧铸魂的历史印迹。
1949年7月3日，创刊不久的《光明日报》就在一篇新闻中提到了焦菊隐。文章说，为了京剧改革的问题，梅兰芳“预备去看看焦菊隐先生”。
新中国成立后，焦菊隐多次在《光明日报》撰文，鲜明地阐述了艺术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深入现实，深入生活，永远和人民呼吸在一起。”“如果我们决心为人民的利益去做什么事，就不管事情有多么大的困难，也一定得做到。”这些炽热的话语，道出了一位戏剧家自觉将个人艺术追求融入人民需要的心声。
焦菊隐不仅是这一艺术理念的倡导者，更是坚定的实践者。他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执导了一系列经典之作：《雷雨》《茶馆》《龙须沟》《蔡文姬》……《光明日报》忠实记录了这些作品从酝酿、诞生到上演、久演不衰的一个个重要时刻。
1951年，焦菊隐导演老舍作品《龙须沟》大获成功。《光明日报》刊发焦菊隐的创作谈《“龙须沟”所引起的话》，文章中，他回忆了新中国成立前从事戏剧工作所遭遇的种种艰难与迫害，继而由衷感叹：“可是，今天呢？解放了，人民抬了头……这是怎样不同的两个世界？！我在导演‘龙须沟’的时候，只觉得是一个翻了身的导演，为翻了身的人民，在表现翻了身的人民的生活和他们的幸福。这种高兴，这种振奋，这种感激的心情，只有用‘流泪’两个字才能表达得对些。”这段真诚的自白，通过《光明日报》传递出去，让读者看到了艺术家创作背后的心路历程，折射出新的时代给文艺工作者带来的巨大鼓舞与创作激情。
《光明日报》也刊出了文艺界对焦菊隐导演艺术的评价。老舍先生在谈《龙须沟》写作经过时，特别感谢“焦菊隐先生抱着病来担任导演，并且代作者一字一句的推敲剧本，提供改善的意见”。戏剧家李伯钊称赞《龙须沟》是“焦菊隐先生现实主义导演方法的成功”。演员叶子撰文认为，焦菊隐将人物与事件“像编制花席子一样编制成连续生动而又美丽的图案”。演员于是之回忆，焦菊隐为他们明确了“最高任务”，即展现人民投入新生活建设的集体力量。这些来自合作者与同行的高度认可，充分说明了焦菊隐在现实主义道路上的深厚功力。
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戏剧家，焦菊隐一生最具开创性的贡献，就是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与中国戏曲艺术的美学原则融汇于舞台实践，不懈探索中国话剧的民族化道路。焦菊隐艺术思想的演进成熟，在《光明日报》上留下了清晰的轨迹。
1957年，焦菊隐在《光明日报》撰文指出，在有的人眼里，“常见的话剧表演方法只要稍一改动，就认为不是话剧，这等于只提倡一花独放”。他旗帜鲜明地主张弘扬中国戏曲的优良传统，“使它在世界舞台上开放出鲜艳的花朵来”。《文艺花絮》专栏报道了他在导演《虎符》时“尝试着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和我国戏曲的传统表演方法相结合”，并计划在下一部戏中加强音乐和内心独白的新手法。在《光明日报》刊发的一封焦菊隐致国外艺术家的信中，他还谈了结合中国实际发展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实践：体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必须通过实践，而不是脱离具体表演的空谈；要结合中国实际，来发展斯氏的体系。这些，都成为他融合中外、创立民族演剧学派的重要思想基石。
《茶馆》与《蔡文姬》是焦菊隐话剧民族化探索的巅峰，也成为中国话剧史上的不朽传奇。《光明日报》不仅报道了这些剧目的演出盛况，更深入揭示了其背后的艺术匠思。
一篇看“茶馆”排演有感的剧评，详细定格了那些历史细节：“这时总导演焦菊隐同志悄悄地走进来。脱下大衣就直向一位演员走去，显然他一路上都在想着这个演员的表演创造。”另一篇剧评则用诗一般的语言道出了焦菊隐导演艺术中所蕴含的民族美学特质，其导演处理“有如初秋的第一片落叶，虽然堕地无声，然而秋气的肃杀已宛然可闻！”
1975年2月28日，焦菊隐去世。1978年，《光明日报》分三次连载了苏民、刁光覃、蓝天野联合撰写的长文《忆焦菊隐同志导演〈蔡文姬〉》，将焦菊隐如何将中国戏曲的诗性精神、美学原则与话剧艺术完美融合的创造性过程，系统而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焦菊隐的艺术生命在后来者的传承中得以延续，光明日报持续关注着这一切。导演谢晋、演员李婉芬都曾在《光明日报》撰文回忆起焦菊隐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谢晋写道：“焦菊隐老师因为排演时我在后台谈笑，曾经罚过我站。排演仍然在继续，这个滋味是很不好受的。但老师们的严格作风我一直不能忘却，并影响到我后来的工作。”李婉芬回忆自己参加演出的第一个话剧是《龙须沟》，她虽“早就听说焦先生排戏很严格，不论大小演员一律不留情面”，但自己只有一句台词，“他再严格也不会注意到我”，没想到却被焦菊隐不厌其烦认真纠正动作：“后来我才明白，真实地表现生活，把角色的感觉准确地传达给观众，这是需要一个演员好好下功夫的。”1992年，戏剧理论家田本相发表文章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焦菊隐也就没有北京人艺演剧学派。”文章指出，焦菊隐以中国的诗性智慧化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追求“诗意真实”，将戏曲的美学精神与形式手法有机融入话剧，从而创立了独具民族特色的演剧体系。
光明日报，既是他艺术思想的发表园地、创作成果的展示窗口，又是他与一个崭新时代深情共鸣、与广大观众心灵交互的生动见证。
2025年在焦菊隐诞辰120周年之际，《光明日报》发表北京人艺副研究员戴晨的纪念文章：“我们回望他的戏剧人生和艺术成就，不仅是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戏剧家，更是为了找到与他一脉相承的精神，从他缔造的北京人艺演剧学派及成功经验中汲取灵感，找到当代中国戏剧艺术发展的有效路径。”
（本报记者 李晋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