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遗愿完成了

　　2026年4月15日，在国家图书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的“前哲垂范 文津日新——任继愈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上，协办单位中华书局发布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由任继愈先生任主编的“十二五”“十三五”国家重大出版工程项目《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甲部》，已于2025年年底出齐335册，宣告竣工。这意味着任继愈自1982年开始推进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整体编纂出版事业终于基本完成。

　　大藏经，是继承和发扬佛教历史上的“结集”传统，以一定的结构、体例和编辑方式，汇总以佛教经典为核心的佛教典籍，并通过一定载体保存传世的佛教文献总集。南传、汉传、藏传佛教，都有自成体系的大藏经。大藏经不仅对于佛教的存在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对哲学、历史、民族、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医药、建筑、国际关系等许多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堪称世界文化的瑰宝。

　　佛教进入中国2000多年，主要依赖汉语言文字作为传播工具；中国原有的思想文化，包括信仰形态，与使用汉文表述的佛教体系之间，相互碰撞，相互滋养，使诞生于印度的佛教在中华大地开出了繁盛的花朵。应运而生的汉文大藏经，是佛教中国化的有力见证和突出标志。从北宋到清初，中国本土以刻本形式出现的汉文大藏经达20种之多。与其他语种大藏经相比，汉文大藏经所收典籍数量最大、地区覆盖面最宽、时间跨度最长、包含佛教派别最多，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1982年初，刚刚恢复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召集全国有关专家学者共商古籍整理出版大计。作为中国哲学史和佛教思想研究大家，任继愈向会议提交了一份《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整理出版建议，立马得到采纳。任继愈指出，“佛教传入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料，这些资料，既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也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这些可贵的原始资料用大藏经的形式很完整地保存下来。”“中国历代刊印佛教大藏经，都不外为国家祈福、为国君增寿、为刊印者祈求带来好运气”，而编辑《中华大藏经》，“是为了建设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新文化”。1982年9月，《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编纂工作正式开始，任继愈担任主编。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亲自将编纂机构定名为“中华大藏经编辑局”，先后有160人参与编辑局的工作。《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以国家图书馆所藏孤本《赵城金藏》为基础，采用影印方式，并逐句对勘包括《房山石经》在内的8种汉文大藏经，形成校勘记，置于每卷之后，既保存了国宝面貌，又展现出9种大藏经的文字异同。这一优长之处构成了该书能够当之无愧地称为新版汉文大藏经而不是影印版《赵城金藏》的根本特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1997年出齐全部106册，2004年又出版了《总目》，此项重大工程至此告一段落。

　　《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编辑出版的汉文佛教大藏经，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文化领域取得的一项具有时代标志意义的重要成果，获得全国古籍整理一等奖、全国图书奖荣誉奖等荣誉。

　　然而，从收录范围来说，《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并没有完成其全部使命。各版汉文大藏经曾经入藏的不重复篇目总数约为4200种，而当时《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收录篇目共1939种，还有2000多种未能收录。而在入藏篇目之外，仍有大量佛教相关文献存世，而且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这些“藏外文献”，也应该是当代新编汉文大藏经的收录对象。但限于体例，已出版的《中华大藏经》尚未涉及。因此，任继愈从最初就设定了编纂《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的思路，而把前期出版的文本称为“上编”或“正编”。2002年起，任继愈开始为上马《续编》多方奔走，但受制于经费来源，一时进展有限。

　　2006年11月22日，任继愈以个人名义向国务院递交了一份《〈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重新启动论证报告》。报告指出，“大藏经不只属于佛教，而且属于整个人类”，《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可以“进一步增强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扩大整个《中华大藏经》事业的社会效益和国际影响”。不久之后，《续编》工作获得相关部门支持，步入国家工程的运作轨道。任继愈仍任主编。

　　《续编》在形式上与“正编”最大的不同在于完全采用标点重排，其技术难度之高，组织事项之巨，可想而知。当时任继愈年已耄耋，公务活动又十分繁忙，但他对有关《续编》的重要事务无不躬亲，甚至亲自修订标点文本，亲自到国家图书馆借出古籍供标点者使用。在他的领导下，编委会办公室通过互联网组建起200余人的标点、审读队伍，并制订一系列工作流程、技术标准、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续编》工作得以大面积铺开。

　　后来，经过认真协商，任继愈同意将《续编》分为甲乙两部，甲部为历代大藏经中未被《正编》收录的部分，乙部为“藏外”文献、近现代新译新编典籍。2013年，有关部门确定了先集中支持“甲部”的资助方案，“乙部”留待后议。

　　2009年6月1日，任继愈在北京医院病床上与中华书局签署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的出版合同。这份合同是他亲笔签署的最后一份文书。7月11日，任先生溘然长逝。弥留之际，他还在反复叨念“中华藏”，满是不舍。《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是他最为牵挂的未竟事业，也为他的学术生涯写下了浓重的绝笔。

　　任继愈去世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原所长杜继文以常务副主编名义担负起主编职责。在随后的9年里，杜继文主持优化重组了专业团队。在编纂团队和出版单位的密切配合下，任继愈先生的遗愿变为了现实。

　　面对这样一部编辑出版跨越44个年头、规模超过3亿字的皇皇巨制，曾经参与校点编纂工作的全体人员无不欢欣鼓舞，感慨万千，深感没有辜负国家的重视、支持，没有愧对任先生的信任、嘱托。

　　1999年，在即将跨入新世纪的门槛之际，任继愈高屋建瓴地指出，21世纪是摆脱贫困、走向富强的时期，是进一步推动祖国现代化的时期。随着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高潮必将到来。我们这一代人应做、能做的，是为之积累资料，做必要的准备工作。为此，他将生命后半段的主要精力都投入推动《中华大典》、敦煌遗书、《中华大藏经》等古代文献整理编纂事业当中。如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阔步向前，任继愈所预言的社会主义文化高潮正在到来。此时此刻，我们更加怀念先生，也将更加坚定地继承先生遗志，脚踏实地，砥砺前行。

　　（作者：张新鹰，系《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