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诗，追不回的悔

　　“看那云彩，乌泱乌泱的，又飘到他们那儿去了。那边风大，冷得早，该下雪了吧……”

　　那是上世纪60年代，父亲说，自我下放到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之后，每到秋末的黄昏，母亲就会望着天边西去的云彩叨念着。她没去过内蒙古，不知那里的气候，从收音机里听到天气预报后，便总不放心。

　　母亲记挂着我，父亲又何尝不是？就在快入冬时，父亲寄来一件蓝色半新的滩羊皮大衣，它柔软而轻，厚厚的绒，弯细的毛，不像草原上出产的山羊皮或绵羊皮那样沉重、愣硬。

　　我穿上它，很合身，轻软温暖，如同儿时偎在母亲怀里。我知道这不是家里的积存，也从没见父亲穿过。推想，一定是父亲想尽办法，从委托商行买来的别人家的旧物。可是父亲和我每个月的工资加起来不到一百元，维持一家七口人的生活尚且不足，买这件大衣要向人借多少钱才能凑足啊！

　　岁月匆匆，1974年，我的女儿晶晶4岁，儿子曦曦2岁，大妹远在陕西，女儿丹丹1岁。为了减轻我们的负担，更为了让孩子们的生活环境好一些，父母提议，三个孩子都留在北京，养在他们身边。

　　妻见父母已入老境，担心他们负担太重，跟我商量说，丹丹和晶晶留在北京，我们把曦曦带回内蒙古。

　　内蒙古的春天来得晚，料峭春寒冷似冬。天生体质羸弱的曦曦因感冒而高烧不退，又打针又输液，三天后还是毫无转机，我和妻只得双双请假，连夜带他赶回北京。第二天凌晨走出北京站，没顾上回家就住进了医院。母亲一夜未眠，为了让孙子在医院睡得舒服些，连夜为他缝了个红布小枕头。不是新布，是焦急中翻箱倒柜翻出的一块旧红布。我心里明白，这是以红喻喜，内中积聚了她的一片慈心，祈祷孙子尽早痊愈。

　　一夜输液后曦曦终于退烧了，之后一日日地好了起来。在这期间，曦曦同这个与他朝夕共处的小红枕头结了缘，日夜不离。一位护士笑着告诉我们：“见他特别喜欢这枕头，我们就逗他说，借我枕枕。他虽还说不清话，却总会抱得更紧，说，不，我的小枕枕！”

　　曦曦一直枕着这只小红枕头，直到1981年初春，妻带着晶晶和曦曦移居海外。曦曦没带走这枕头，母亲将它掂了又掂，枕在自己头下。

　　岁月如流，这个用旧布缝制的枕头越发旧了。全家人都不解为什么母亲偏偏要枕，她虽一生节俭，但也不至于连个新枕头都不舍得买。问多了，母亲才笑笑说：“这枕头有我孙子的味儿，枕着它，就像他还睡在我身边……”

　　9年后，妻带着20岁的晶晶、18岁的曦曦回京省亲。此时父亲已赴黄泉，母亲也垂垂老矣。近十年朝思暮想，祖孙相聚后形影不离。白天，奶奶走到哪里，两个孩子就跟到哪里；夜晚，俩人都要和奶奶睡一个被窝，一直睡姥姥被窝的丹丹自然不肯让出。母亲也是任谁都不肯放手，于是让晶晶睡她身前，曦曦睡她身后，丹丹睡她脚下。我问：“妈，能睡好吗？”母亲开心地说：“从来没像现在这样睡得踏实。”

　　母亲不识字，却充满诗情。她的心魂就是一片诗的沃野。这田由善播种，由慈浇灌，由爱经营，怎能不麦浪滚滚？我将我的感受告诉了她，她笑而不语，那笑至今仍在我的眼前。

　　对父亲，我则有不少歉疚和愧悔。

　　父亲历经了太多的坎坷、穷困和那一代人饱受的磨难。进入晚年后，磨难过去了，穷困消弭了，每到黄昏，他清扫完不大的院落，浇灌完不多的花树，便坐于餐桌边，享受一两样母亲为他做的小菜。我们有时会在下班的路上为他买些猪肝、香肠或五香花生米，这时他就会笑呵呵地说：“喝点酒，享受享受。”其实，他本无酒瘾，更没酒量，不过是想借着酒抒抒怀，享受晚年之乐。母亲和弟弟妹妹都不会喝酒，他只能对我这长子说：“你也喝点？”

　　与朋友把酒言欢或借酒消愁时我还是有些酒量的，可在父亲面前，酒兴全无，是因面对父道尊严打不开心锁，还是因代沟阻隔不能畅所欲言？我至今理不出原因。有好几次，父亲见我没多大兴致就不再勉强，只是独酌，与坐在一边的我聊些过去的故事、今天的话题，或是诉说对远在海外的孙子、孙女的思念……如今，父亲已仙逝多年，想起当时他眼中的渴盼和我的执拗，心中满是歉疚和愧悔！

　　或许是基于早年的私塾教育，父亲终生爱好书法。他不临帖，无师传，无论什么纸、笔、墨，有兴致即写。凡写书信，无论对家人还是朋友，必以墨书。

　　儿时在故乡，我最期盼的是过年，年前最期盼的是看父亲写春联，无论是为自家还是为邻里。他总是铺开一张张裁好的大红纸，屏息挥毫，写出一副副祈祷福禄寿祥的春联。村里人除了请父亲写春联，往往还会求本家一众人等的字，各人写完，相互切磋、比较、评判，如同一场书法大赛。因此，父亲写毕总要进行一番自我审视和欣赏，看起来是那么舒爽。

　　流年似水，迁入北京后再无这样的风俗和氛围，在一次次的社会动荡中父亲也再无心情为人为己写春联。然而他的书法爱好未断，特别是到了退休后的晚年，往往有笔有墨就一偿旧好，写毕总会问我写得如何。

　　当时年轻，不懂走到人生边上的老人最怕被人忽略，也特别看重他人的肯定，哪怕是哄人开心。我却认真得近乎傻气地一遍遍审视着父亲的每一个字直至整体布局，之后评判着：“爸爸的字有间架，有神韵，就是整体布局还差些功夫……”父亲听后，往往会叹口气，说：“唉，老了，练不出功夫了。”或者干脆置笔于案上，怏怏离开。这本该是父子交流感情、儿子哄父亲开心的机会，我却如此矜持、不解人意。

　　每每想起那些画面，总是痛悔。于是遍寻家中的珍藏，希望找到一些父亲遗留的书墨，但已一纸难寻。

　　几年前，西南民族大学的余惠邦教授一次在微信中告诉我，他那里还保留着父亲早年的一封墨写书信。于我，这无异于天降喜讯。他很快便将父亲的信寄来，我读着几十年前父亲留在信笺上的字迹，纸已发黄发脆，墨迹已淡，可我分明感受到了父亲的气息，不由得落下泪来……我将信笺送到中国美术馆对面的美术商店，请店员展平、放大、装裱、配镜框，之后端端正正地摆于老宅客厅。

　　那天，多年老友、美术评论家贾方舟在父亲的遗墨前站了很久，说：“伯父的书法有功夫，要强过你。”

　　这对我是莫大的慰藉，只是，不知天上的父亲是否也能听见。

　　（作者：李硕儒，系作家、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