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05月18日 Mon

回归本土,走向现代——

当代中国文体学的建构路径

《光明日报》(2026年05月18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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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版:文史哲周刊·文学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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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 2026年05月18日 Mon
2026年05月18日

回归本土,走向现代——

当代中国文体学的建构路径

  编者按:文体学是我国文学理论的重要学术领域,是具有鲜明中国本土特色的原创性知识体系,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本期我们特推出文体学专题,以飨读者。其中,吴承学教授与何诗海教授分别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角度,认识和看待中国文体学迥异于西方文体理论的特质及其建构路径与发展方向;蒋寅教授则立足全球视野,漫谈中国文体学史,并提出重视语体研究与中外比较研究的命题。

  2025年1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国家版本馆联合主办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成果2024年度发布系列活动”上,“中国古代文体学”入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十大原创学术理论,成为文学类唯一入选的原创性理论。当代中国文体学激活了近代以来长期被遮蔽的一个传统学术领域,使其在现代学术语境中重新焕发生命力,并以现代学科的形式呈现出来,从一门日渐式微的边缘学问,发展为受到高度关注和重视,并产生重要影响的学科。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一方面,受西学影响,中国文化界拓宽了文学与文体视野,引发了近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一场白话文学创作的革命,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文学时代。另一方面,受西方“纯文学”观念影响产生的以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文学文体为代表的认知模式,取代了中国本土以经史子集为依托、涵盖各类实用与审美的文章知识谱系。这种取代的结果,是以西方“纯文学”的虚构、想象、情感的标准,排除了大量中国本土实用的、载道的文章,遮蔽了中国“杂文学”或“文章学”的传统,取代了中国本土的文体知识谱系,中国传统文体学渐渐成为断裂乃至湮没的学术领域。

  平心而论,西方的文体分类法对于研究现当代文学史,推进现当代文学创作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若机械套用西方“纯文学”文体观念来研究中国传统文章学,不但终隔一层,而且由于这些观念与中国本土传统的“文章”“文学”本义产生错位,还容易出现方枘圆凿、扞格难通的现象。例如,现代许多“中国散文史”收入了大量的骈文、韵文。其实,在中国古代文章学语境中,“散文”是与“骈文”“韵文”相对的概念。“散文”指那种不着意对偶,或不追求押韵的文体。“散文”概念用于现代文学作品的分类是合适的,但若用于分析古代文章,则要谨慎。中国古代拥有繁多的文体种类,辨体理论悠久成熟。文体学既是传统文学创作的基本前提和理论原则,也是古代文学批评的核心与基点。既然我们拥有如此丰富的本土文体学学术资源,就应该优先挖掘本土资源,立足本土“文章学”语境,以中国自身的文体知识谱系为根基,避免舍近求远、削足适履地使用受西方文学观念影响的文体分类法框架来裁剪本土丰富多样的文学现象。

  回到中国文体学语境中来,贴近中国文学自身的历史,这是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的前提。当代中国文体学的复兴与繁盛,正是对近代以来中国学术西化倾向的反思与调整,也是向本土文体传统和文学本体的回归。当然,这种回归并不是复辟旧制、返回古代,更不是故步自封,而是要在充分认识自身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转化。中国文体学具有丰富的学术价值,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学的本土性特征。本土性并非封闭性,而是参与文明对话的前提。只有建立了自主的知识体系,才能真正以平等的姿态参与跨文化对话。

  如果说,研究中国文体学的首要路径是回归本土的文章学语境,那么,中国文体学的核心就在于“辨体”与“得体”。

  “辨体”,即识别文体的独特规范。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视点很多,但是,落实到具体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古人首先考虑的问题就是“文体”,或可称之为“第一视点”。可以说,“文体”是中国古代文学标志性概念,是较为典型的中国本土文学的核心知识。以“辨体”为“先”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文学创作的传统与原则。在中国文章学语境中,文章的体制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如“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论诗文当以文体为先,警策为后”“文辞以体制为先”“文莫先于辨体”等论述,即为明证。这里的“先”,不仅指次序之先,也是价值评价上的优先。辨体之所以成为文体学的基点,因为它涉及知识分类的价值问题。面对中国古代丰富复杂的文体形态,如果没有一套有效的辨别与分类原则,则创作者难以遵守,研究者没有标准;更重要的是,辨体的指向是追求高贵与古雅的文化品位。

  中国古代的文章品类复杂,文体众多。文体之间并不平等,辨体不仅是分类,还包含了尊卑高下的价值判断。从文体价值的差序,既可以考察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些特质,也可以考察古今文学与文化的重要差异。中国古代文体谱系与早期礼乐制度的关系相当密切,两者颇有异质而同构之处。文体价值差序现象的底层逻辑,就是传统的“乐殊贵贱,礼别尊卑”的礼乐制度和社会统序精神。儒家礼乐制度是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宗法讲究血统之正、嫡庶之别,以正宗、正统为贵。在传统的文体价值谱系中,那些纯粹或偏重审美与娱乐的文体地位就不如源于政治、礼乐制度的文体尊贵。比如,受现代人所激赏的词、曲、戏剧、小说等文体的地位,就不如诏、令、章、表、奏、移、檄等行政公文,以及颂、赞、祝、盟、碑、铭、诔、哀吊、墓志等直接产生于礼乐制度的文体。古代文体的尊卑高下与现代的文学观念差异很大。除了功能上的尊卑,古人还存在着时间维度上的价值判断:以早期产生的文体为正体、古体、雅体,以后世衍生的文体为变体、近体、俗体。在文体价值谱系中,正体高于变体,古体高于近体,雅体高于俗体。古人区分文体之正、变,尊正体而卑变体、旁流,与今人的观念有明显差异。我们需要把这种特殊的价值取向放置于中国古代的文化语境中,才能充分理解文体本身所具有的厚重内涵。古人这种文体价值谱系,反映了中国世代相传、受集体认同的审美理想,即推崇正宗、古雅、自然的艺术形式,相对轻视时俗、流变、拘忌过多的艺术形式。对文体传统的遵奉,是古代文体学史的主流,这种情况可以称之为传统文章学中的“文体政治”。从先秦到清代,这种“文体政治”一直在变化中延续。到了近代,受西方文化冲击和影响,新的文学文体价值谱系得以建立,传统的文章文体价值谱系则渐被颠覆。

  中国文体学的核心是“辨体”,其目的在于“得体”。“得体”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赋予了知识体系以实践性。“得体”,就是在特定语境中的恰当表达。在中国传统社会语境中,“得体”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技巧,往往还与表达者的身份、表达的场合以及相关礼法紧密相关。若选错文体,或用错场合,或表达不当,则为“失体”,即不得体。轻则被视为荒疏不学,重则可能触犯礼法。今天,中国社会的性质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得体”的观念仍广被接受,而且具有合理性和重要性。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不仅需要理论的建构,更需要将理论转化为可以指导实践的知识工具。文体学的“得体”观念,恰恰提供了这种转化的可能性。无论古人今人,作文行事都讲究“得体”,可以说,文体学是渗入中华文化基因的一门学问,是传统文化延续至今的精髓之一。

  从“辨体”到“得体”,文体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系统:辨体是认识论层面的知识建构,得体是实践论层面的知识应用。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了文体学作为知识体系的内在结构。

  如何使传统知识形态在现代学术语境中获得新的生命力?我们既要继承传统范式和经典方法,也要在此基础上有所开拓和创新。要建立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必须在范式与方法上既有所继承,又有新的开拓。既要“照着讲”,也要“接着讲”。在研究方法上,我们要继承刘勰《文心雕龙·序志》中提出的“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这种传统文体研究经典范式,但又不能仅仅满足于此,还应该在此基础上持有更为宏阔的研究构想:“鉴之以西学”,如借鉴和比较西方叙事学、文体学理论框架;“助之以科技”,如利用机器学习进行大规模文体分类、构建数字人文平台;“考之以制度”,如探究科举试策、唐代铨选试判、明清科举考试的制度与文体、文化的关系;“证之以实物”,如结合出土简帛、碑刻、写本以还原文体的物质形态。

  具体而言,“现代意义”的文体学,其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研究方法上,现代文体学需要消除与古代文体学原始语境相隔膜的短处,文体学研究必须建立在扎实可靠的文献收集与阐释的基础上。在学术取向上,现代文体学要有当代学术高度,有思想内涵、文化视野、科技文明与现实关怀。要充分利用现代学术条件,把文体学与考古学、出土文献学、图像学等学科结合起来,并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学方法与技术。在研究对象上,现代文体学不仅要研究经典文体,也要关注那些被传统文章学价值谱系视为“边缘”的文体形态,例如盟誓、谣谶、杂体诗、判文、櫽括词、小品等。这些文体虽处边缘,却蕴含丰富的制度与文化信息。要关注传统的精英文体,也要关注世俗文体,比如白话小说与戏曲、俗文化之类受传统轻视的重要文体。在研究立场上,当代中国文体学要寻求古今中外之间的平衡与对话。中国文体学是本土的,但不是封闭的;是传统的,但不是守旧的。它要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

  “文体”是一个“广谱”的问题。文体学不仅属于文章学领域,还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因为凡是有文本存在的,必定有一定的形制,有“文”者必有“体”。除了文学、文章之外,经学、历史、宗教、文献、著述甚至科技等皆有文体。未来的文体学领域必然是扩展的,文体学可能产生一些新的分支。比如,历史文体、宗教文体、著述文体乃至科技文体等,但文章文体学仍将占主体地位。

  作为中国文学的研究者,应该追求一种更为开放、更有智慧、更具思想的学术境界。文体学研究也存在如何处理“材料”与“思想”的关系。文体学的文献来源极其广泛,不仅包括《文心雕龙》等经典的文体学著作,还涉及浩如烟海的传世文献,但史料不等于史识。文体学研究基于大量的文体史料,但不止于史料;既需要“考索之功”,也需要“独断之学”。换言之,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不仅需要回到原始语境、发掘本土资源,更需要以现代学术眼光进行理论创新,提出含有思想史意义的问题。

  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是当代学人的学术责任。文体学的复兴与繁盛,不仅是学术的自觉,更是文化自信的体现。回归本土,走向现代,这是两个相辅相成、具有强大张力的思想维度,也是当代中国文体学建构的基本路径。当代中国文体学学术史个案,在某种程度上,可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理论资源。

  (作者:吴承学,系中山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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