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长安的荔枝”贡地认知及其流变

　　【史海钩沉】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的这句诗，打开了了解盛唐宫廷奢靡生活的一扇窗，同时也留下一个千年悬案：杨贵妃所食“长安的荔枝”究竟来自何方？从唐至今，岭南与巴蜀之说各执一词。千年之后，当我们重读这些文字，或许能更清晰地看到，历史记忆从来不是简单的史实堆砌，而是在特定时代语境下，被权力、文化与观念不断重构的动态叙事。对“长安的荔枝”贡地这类历史问题的探究，本质上体现了对历史复杂性的尊重，映照出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存在与观念意识的复杂互动。

唐代荔枝的种植基础与运输条件

　　物候与技术的客观约束，构成了产地认知的物质基础。唐代巴蜀多产荔枝，是本文所有讨论的客观前提。就当前我国荔枝产地分布看，广东荔枝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50%，而如以包括广东、广西、海南在内的岭南地区论，产量则达到全国总产量的90%以上，岭南地区无疑是当代我国荔枝的主产区，故而岭南是唐天宝年间贡长安荔枝来源的这一观点得到许多认同。事实上，巴蜀也是唐代荔枝的重要产地。远溯汉晋，《蜀都赋》“结朱实之离离”的描绘，《华阳国志》如僰道“有荔枝、姜、蒟”的记载（《后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510页），均已证明蜀地荔枝种植历史悠久。唐人诗歌中，四川产出荔枝的描述屡见不鲜，“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张籍：《成都曲》）、“筇竹笋长椒瘴起，荔枝花发杜鹃鸣”（卢纶：《送张郎中还蜀歌》）、“袅猿枫子落，过雨荔枝香”（李端：《送何兆下第还蜀》）等，恰似一幅幅唐代风物画，印证了蜀地的荔枝种植盛况。现代气候史研究提出，唐代处于气候温暖期，年均气温较现今高约1~2℃，而荔枝生长对温度极为敏感，以现代荔枝种植北界为基准向北推2个纬度，恰好覆盖巴蜀产区（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及至今天，四川盆地部分地区仍有荔枝出产，但作为唐代我国三大荔枝主产地之一的地位已不复存在。

　　唐明皇时，杨贵妃吃到的确实是新鲜荔枝。“妃嗜荔支，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新唐书·杨贵妃传》）。唐天宝年间如从蜀地向长安运送荔枝，其一般由涪陵经通州、洋州由子午谷运送至长安的驿道，全长1000多公里，通过水陆合程、跨越秦岭山脉，仍需4~5天时间。而岭南到长安的陆路距离超过2000公里，按照《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广州西北至上都取郴州路四千二百一十里，取虔州大庾岭路五千二百一十里，西北至东都取桂州路五千八十五里（参见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岭南道》，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86页）。如以更广泛认为是荔枝产地的高州而论，高州至长安的路程约2400公里。广东的荔枝运往长安，假如快马加鞭，频繁换马，照唐代邮驿日行五百里的极限速度计算，即使昼夜兼程也需要近10日。按白居易的《荔枝图序》记载：“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而当时及宋代所见的荔枝保鲜技术，难以满足如此长途的运输要求。相比之下，蜀地凭借更短的运输距离和相对可控的运输时长，在荔枝保鲜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唐人叙事的符号化建构

　　唐人通过符号化叙事将杨贵妃与岭南荔枝绑定，建构出符合时代需求的历史记忆。其本质上是有限认知下权力叙事、文学想象与文化传统共同作用的动态呈现，称杨贵妃所吃“长安的荔枝”是“南海飞驰以进”，精心构筑起“荔枝—奢靡—亡国”的符号化批判体系。

　　唐代诗人浪漫的文学建构，脱胎于夸张想象的传统，以对汉代“南海献荔枝”史事的误读与比附，追求极致化的艺术效果。杜甫《解闷十二首》其五“炎方每续朱樱献，玉座应悲白露团”中的“续”字，暗示了荔枝作为贡品的延续性。其《病橘》中又云“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支”，将唐代的荔枝输送与前汉相比附，遣词造句与《后汉书》中“旧南海献龙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阻险，死者继路”的记载相似（《后汉书·和帝纪》）。纵览杜甫诗作，他确实吃过荔枝，也知道荔枝是奢侈之物，在《病橘》中使用“荔支”而非其惯用的“荔枝”，正是为了比附前汉“献荔支”旧事。鲍防的“五月荔枝初破颜，朝离象郡夕函关”，更将岭南至长安的运输时间压缩到不可能的程度。宋人黄鹤分析，这种夸张的描述实际上是“借汉南海献荔枝事，以讥杨贵妃嗜荔枝，亦所以警嗣君也。”岭南在唐代文人想象中是瘴疠之地，荔枝的“远方珍稀”属性被刻意强化。于赓哲等学者指出，唐人眼中荔枝是远方化外之地产物，《唐国史补》记载李直方品评果实，将荔枝列为“寄举之首”，反映出当时唐人对荔枝产地的特定认知观念（于赓哲、王昊斐：《巴蜀还是岭南——唐天宝荔枝贡来源献疑》，《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49辑，第304~323页）。这些文学失真本质上是通过强化荔枝与奢靡间的关联，为政治批判寻找宣泄口。

　　安史之乱后，大唐从巅峰跌落，士大夫们急需为这场灾难寻找“罪魁祸首”，杨贵妃自然成为这一叙事的完美载体。当“奢侈的荔枝”与“祸水的贵妃”相遇，一个极具冲击力的批判意象便诞生了：皇帝为博美人一笑，不惜劳民伤财从数千里之外运送鲜荔枝，最终导致国力耗竭、盛世崩塌。这种叙事看似在写荔枝，实则是在为王朝的崩溃寻找根由；看似在批判杨贵妃，实则暗喻对统治阶层奢靡风气的批判。特别是经杜牧《过华清宫》渲染，荔枝作为杨贵妃个人嗜好的象征物，几乎已经“符号化”，成为统治阶层奢靡生活之象征，自然成为文人批判的焦点。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正如清人吴乔所言，“古人咏史，但叙事，而不出己意，则史也，非诗也”。诗歌本身在史实之外要融入诗人自身的情感表达，因而很多时候就呈现出超出史实或比附式的夸张。宋人陈正敏即指出：“杜牧《华清宫》诗，尤脍炙人口。据《唐纪》，明皇以十月幸骊山，至春即还宫，是未尝六月在骊山也，然荔枝盛暑方熟，词意虽美，而失事实。”陈寅恪先生亦考证出，玄宗贵妃“临幸温汤必在冬季、春初寒冷之时节”，无明皇与贵妃有夏日同在骊山之事实。故此，“荔枝来”可能也只是一个夸张表述，不一定为真。

唐宋社会变迁与荔枝贡地认知转变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历史认知随时代变迁而发展。“长安的荔枝”贡地认知的转变，正是唐宋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客观存在系统性变化的观念反映。

　　唐末以降，人们多注意到“长安的荔枝”是新鲜的荔枝，对保鲜条件的要求更高，不少文人即认为“长安的荔枝”贡自巴蜀。五代时历仕秦蜀的王仁裕称：“贵妃嗜荔枝，当时涪州致贡，以马逓驰载，七日七夜至京，人马多毙于路，百姓苦之。”（转引自蔡正孙：《诗林广记》前集卷6）林駧称：“唐明皇杨贵妃好荔枝，令蜀郡贡之。”（林駧:《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10）吴曾说：“近见涪州图经，及询士人，云，涪州有妃子园荔枝，盖妃嗜生荔枝，以驿骑传递，自涪至长安有便路，不七日到。”（吴曾：《能改斋漫录·风物》）王灼言：“太真妃好食荔枝，每岁忠州置急递上进，五日至都。”（王灼：《碧鸡漫志》卷4）苏轼曾言：“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苏轼：《荔枝叹》）蔡襄在《荔枝谱》中亦记载有“唐天宝中，妃子尤爱嗜，涪州岁命驿致”。即从宋人观点看来，唐天宝年间巴蜀是常态化贡荔的，而岭南或有贡，但不常见。两宋时人会对此问题认识产生转变，是包括经济基础、政治结构、文化形态、生活实践在内的社会存在发生系统性变化在观念层面的必然反映。

　　岭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尽管到了唐中前期，岭南作为“前代之远裔”被纳入“国家之域中”，但五岭之外的岭南地区是和西北疏勒等四镇一样凋敝的“远夷”，荔枝多作为贡品而非商品。而至宋代，岭南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地区，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贸易频繁，过去的“谪宦乡”逐步变为“天下聚”。随着岭南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荔枝异域奢侈的符号价值减弱，人们对其认知也从神秘的贡品转变为相对常见的商品，原有的意象建构不再成立。

　　唐宋政治经济的巨变。从唐代将荔枝视为道德符号的政治批判，到宋代聚焦运输成本的经济核算，背后正是朝代更替所重塑的社会精神与经济逻辑。唐代人更关注的是“为何要运”，集中于道德批判，其事实或多有夸大，不经推敲；宋人开始注重经济和成本计算，考虑运输的可能性，运输主体从国家机器转向民间商人，时空观念从政治象征转向经济理性。

　　宋人广食且多寄荔枝。杜甫在长安时，虽然吃过荔枝，但只知道其来自南方，未必清楚其具体产地。两宋时，伴随经济重心与生活空间的南移，宋人与荔枝接触更为普遍，不但广食荔枝，且多向友人寄递荔枝，因而对荔枝的产地、保鲜等特性更为了解。苏轼到岭南任官，在惠州“日啖荔枝三百颗”，这种经历在唐代文人中鲜见。兴化军曹殿丞以荔枝寄给蔡襄，蔡襄提到“风色甚豪应少损，路程差近得分尝”，正是路程不远才得以“宴堂分翫色香全”（蔡襄：《和曹殿丞寄荔支》）。可见，宋人通过自身的生活实践对荔枝有了更直观、深入的认识，从而改变了以往对荔枝贡地的认知。

　　“长安的荔枝”贡地之争的本质，是特定时代条件下物质基础、技术条件与社会观念共同形塑的历史叙事。唐代文人通过将杨贵妃塑造为荔枝消费的主体，成功地将个人行为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批判对象，不仅为统治阶层的失误提供了合理的解释框架，更通过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强化了公众认知。而宋代学者对贡荔源头的重新认识，则是社会存在变化后的必然结果。只有秉持大历史观，以整体视野把握历史的连续性与阶段性，以发展的眼光理解观念的流变与规律的恒常，才能穿透表象迷雾，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尽管对于“长安的荔枝”产地仍然难有定论，但我们应努力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尊重物候的硬约束、理解叙事的主观性、追踪观念的变迁轨迹，尝试更接近那个被层层包裹的历史真实。

　　（作者：周伯洲，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