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前沿场域

　　在近代中国从传统农业文明向近代工业文明的艰难转型进程中，长江流域以其优越的地理禀赋、坚韧的经济基础和厚重的人文精神，深刻影响并塑造着近代中国社会的演进轨迹。长江流域探索出自主发展工业的路径，为进步思想传播和社会变革准备了策源地，成为推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前沿场域。

一

　　长江流域是近代中国工业的摇篮。长江流域干支流水网密布、纵横交错、海陆兼达，为工业原料运输与商品流通提供了极为优越的天然通道，同时，流域内高度发达的农业、手工业、金融业、商业网络，则为近代工业起步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近代以来，长江流域成为中外经济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前沿地带，一大批开埠城市在长江流域迅速崛起。

　　近代中国工业的破局，正是始于长江流域地理与经济优势的耦合。1861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这是长江流域乃至中国最早的近代军工企业之一。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在上海设立，依托长江入海口的区位优势，成为洋务派开设的规模最大的近代军事企业，不仅生产枪炮、轮船，更翻译西方科技书籍、培养技术人才，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奠定了技术与人才根基。此后，近代工业在长江流域不断涌现，长三角地区发展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制造业聚集地：这不仅表现在制造业内各产业部门的相对齐全，而且更表现在各产业的产值总量、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上。与此同时，在张之洞的大力推动下，湖北相继开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汉阳兵工厂和布、纱、丝、麻四局以及其他一系列近代工业。到清末，武汉冶炼、造纸等工业居全国之首，纺织工业位居全国第二，成为仅次于上海的近代中国第二大工业中心。汉冶萍公司的创办与发展，大幅提升了湘鄂赣地区在近代中国区域经济版图中的地位。1922年前，汉冶萍公司供应了全国2/3的铁路钢轨，涉及京汉、粤汉、陇海、津浦、株萍等重要铁路干线。长江上游的重庆1891年正式开埠，同年，卢干臣在王家沱、大溪沟建立重庆最早的近代工业森昌泰、森昌正火柴厂。1900年后，重庆吉厚祥布厂等一批纺织工厂陆续建立，这些织布厂约占同期全国织布厂总数的30%以上。1908年，在南岸界石乡建成蜀眉丝厂，到20世纪20年代，重庆已成为四川最主要的机器缫丝基地。1925年，卢作孚在重庆创立民生公司，到1937年，民生公司成为我国内河航运最大的民营企业（李家发主编：《重庆历史与文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143页）。抗战爆发后，东部沿海地区大量工矿企业内迁川渝地区，使重庆迅速成长为战时工业中心——钢铁、机械、化工、纺织企业星罗棋布，至1945年已集聚工矿企业1690余家，占当时全国内迁工厂总数的三分之一（隗瀛涛主编：《近代长江上游城乡关系研究》，天地出版社2003版，第167页）。这种危局中的爆发式增长，也展现了长江文化在历史转型中主动重构产业版图的战略韧性：它把地理阻隔转化为技术纵深，将山地险隘升华为战略腹地，使川渝地区成为支撑全民族抗战的坚强后盾。

　　近代工业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长江城市群的崛起，对近代中国经济版图的重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万里长江将中国的东、中、西三大自然经济区域紧密串联，两岸和流域内都邑名城星罗棋布，这些城市大多历史底蕴深厚，在古代就繁华一时。到了近代，在风起云涌的历史际遇下，上海、苏州、南京、武汉、重庆、成都等迅速发展为重要工业中心、科技中心、商业中心和文化中心，成为驱动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引擎。据统计，1937年全国共有厂矿企业3935家，其中分布于长江下游苏、浙、沪三省市的就有2336家，占总数的59%（黄沛骊、何一民：《中国城市通史》，四川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27页）。上海更是执全国之牛耳：1870年，上海占中国对外贸易的63.6%（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29页）。同时，长江城市群的强大辐射力沿江而下、溯流而上、贯通城乡，催生出一批批新兴工商业市镇，进而推动整个流域发生历史性变化。工业集聚带来的技术扩散、人才流动与市场拓展，更带动了全国范围内的工业意识觉醒。从上海的机器制造到武汉的钢铁生产，从无锡的纺织工业到重庆的战时工业，长江流域逐步探索出自主发展工业的路径，为近代中国经济转型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

　　长江流域是近代中国进步思想传播的重要舞台。自古以来，长江流域就是中国先进思想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在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与文化变革历程中，更是进步思想传播的前沿。

　　长江流域地理格局开放，同时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形成了重视实学、兼容并蓄的深厚文化传统，又为其吸纳西方思想文化提供了人文土壤，而本土士绅阶层、留学生群体与新兴市民阶级则在其中充当了思想的转化媒介。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的重要变化是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兴起，而长江流域扮演了重要角色。留学生是新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之一，以湘鄂两省留日学生数量为例，“从1898年到1911年湖南留日学生的数量至少在2000人以上，在全国留日学生中占有比较高的比重”（霍修勇：《两湖地区辛亥革命新论》，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2页）。辛亥革命前，湖北留日学生多达5000余人（含自费生），位列全国第一（李立华主编、陶维兵著：《从洋务运动到改革开放：武汉百年思潮研究》，武汉出版社2014年版，第192页）。

　　鸦片战争后，民族危机催生经世致用思潮。上海率先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窗口，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思想、教育制度等通过长江航运快速向流域内扩散。长江流域作为通商口岸密集区，成为西学东渐的前沿。从湖南邵阳走出的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湖南湘乡人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汇聚了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一批中国顶尖科学家，研制出中国第一台蒸汽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介大量科技著作，是“中体西用”思想的重要探索。张之洞积极推行新政，创办新军和两湖书院，改革传统教育内容，增设西学课程，培养了一批兼具传统学识与近代视野的人才。

　　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维新思想的传播和维新实践如火如荼。长江流域成为维新变法运动的重要实验场域。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以通俗犀利的笔触宣传维新思想，维新报刊和思想依托长江航运迅速传遍流域各地。此后，《集成报》《富强报》《萃报》《实学报》等不断涌现。这些报纸大力宣传西方文明，主张改良和革命，有力推动了海派文化的近代化（晏昌贵：《烛火传薪——长江流域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武汉出版社2006年版，第259~260页）。严复在天津翻译《天演论》，“1898年湖北慎始基斋木刻本《天演论》在1898—1905年间传布甚广，影响较大。而印刷版次最多的是商务版《天演论》，影响也最巨”（王天根：《天演论的传播及其影响》，《光明日报》2007年1月28日史学版）。由此可见，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思想正是通过上海、湖北的出版机构流布全国，唤醒了国人的危机意识与变革意识。湖南时务学堂培养了一批维新人才，谭嗣同提出了“仁学”思想，主张全面改革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以实现近代中国社会转型。

　　晚清末造，长江流域进一步成为革命思想的重要策源地。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但革命思想在国内的传播核心仍在长江流域：上海成为革命报刊的出版中心，《民报》的国内发行、革命书籍的刊印均以上海为枢纽；芜湖安徽公学成为革命党人的重要联络中心，陈独秀等人在此宣传反清思想；武汉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依托长江流域的网络与信息流通，将革命思想渗透到新军与民众中，为武昌起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声势浩大的四川保路运动成为清朝覆亡的关键导火索。新文化运动时期，长江流域成为文化革新的核心场域。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倡导思想解放。五四运动爆发后，长江流域的上海、武汉、长沙、南京等城市迅速响应，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白话文、新思想，也通过长江流域的报刊、学校，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

　　马克思主义在长江流域的广泛传播，是中国近代思想转型与革命实践的重要内容。长江流域的地理区位与人文积淀，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天然土壤，依托长江流域的水陆交通网络、工商业集聚与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了以两湖为核心、辐射上下游的传播格局。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董必武、恽代英等一大批出身长江流域的共产主义者致力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积极筹建无产阶级政党，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锻造了一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群体。

　　进步思想在长江流域广泛传播，不仅打破了地域与思想的壁垒，更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观念变革，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

三

　　长江流域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主要策源地。从制度变革到政治革命，从社会动员到民族觉醒，长江流域凭借其经济基础、思想基础与组织基础，成为变革力量的集结地与爆发地。长江流域的经济转型催生了新的社会阶层，民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崛起，为变革提供了社会力量；而思想启蒙培育的变革意识，则为社会变革提供了精神支撑。

　　辛亥革命的爆发，是长江流域作为社会变革主要策源地的标志性事件。武汉凭借长江中游的枢纽地位、深厚的工业基础与活跃的革命氛围，成为革命力量的集结地。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进入高潮，革命党人迅速控制武汉三镇，随后全国响应，最终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长江流域的经济与社会结构，为辛亥革命的爆发提供了适宜的“土壤”，革命成果也迅速扩散至大江南北。

　　两湖地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区域，其传播过程推动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译介走向革命实践。1921年，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正式宣告党的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长江流域在党领导革命斗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武汉是大革命的中心；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等武装斗争，逐步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抗日战争时期，长江流域的工厂内迁、文化机构转移，以川渝为核心的西南腹地成为抗战的坚强后盾；解放战争时期，渡江战役发起，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获得解放，影响深远。

　　长江流域的社会变革，不仅体现在政治革命的策动上，更体现在社会结构的深层转型。近代工业发展催生的无产阶级，成为社会变革的核心力量。1906年，同盟会在湘赣边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萍浏醴起义”，在这次起义中，安源煤矿有6000余名工人参加。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十分关注汉冶萍公司的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人数众多、组织严密的汉冶萍工人成为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很多人参加了北伐战争。秋收起义爆发后，大批安源路矿工人和近郊农民参加了起义。中共中央在给湖南省委的信中指出：“攻打萍乡醴陵浏阳血战数百里的领导者和先锋，就是素有训练的安源工人。”（《江西省工会志》，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后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斗争过程中，都不乏汉冶萍工人的身影。井冈山革命斗争经验率先在长江流域传播，再通过长江流域传播到其他革命根据地，“从党和中国革命的高度看，井冈山革命斗争经验在长江中游各根据地的传播，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并具有中国特色的运用范式，推动了井冈山道路从区域经验升华为全党的战略共识”（唐松：《试论井冈山斗争经验在长江中游革命根据地的传播（1927—1934）》，《长江文化研究》2025年第3期）。

　　（作者：张卫东，系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社科院分中心研究员、《长江文化研究》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