芍药极品“金带围”

　　【谈文绎史】

　　天下名花，洛阳牡丹，扬州芍药。扬州芍药的极品，则是“金带围”。

　　“金带围”具有传奇色彩。北宋韩琦，在庆历新政受挫后出知扬州。一日官署后花园中一株芍药花开了四朵，花瓣上下嫣红，花心簇拥着黄色花蕊，恰似公卿大臣腰间所系金带。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称之为“金缠腰”，后人多称之为“金带围”。韩琦似乎也惊讶于这花的不寻常，“欲招四客以赏之”。后来与会的，除了韩琦自己外，还有王珪、王安石和陈升之。“至中筵剪四花，四客各簪一枝，甚为盛集。后三十年间，四人皆为宰相。”

　　有宋一代，上至朝廷大员，下到黎民百姓，簪花乃一种雅尚。《宋史·舆服志五》“簪戴”条记载：“帕头簪花，谓之簪戴。”“大罗花以红、黄、银红三色；栾枝以杂色罗；大绢花以红、银红二色。罗花以赐百官；栾枝，卿监以上有之；绢花以赐将校以下。”可见簪花在宋代已经制度化，簪戴不同材质、不同颜色的花，成了区分官员级别高低的外在标志。刘灏在《广群芳谱》中记载：“立春日，自郎官御史以上皆赐春幡胜，入贺讫，戴归私第。”“东坡立春日，亦簪幡胜过子由。诸子侄笑指云：‘伯伯老人亦簪花胜耶？’”所谓幡胜，即戴在头上的纸花或帛花。苏轼簪幡胜的掌故，可与《宋史》相印证。杨万里在《德寿宫庆寿口号》中也说：“春色何须羯鼓催，君王元日领春回。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由此观之，韩琦、王珪、王安石与陈升之一众簪戴“金带围”，无疑是顺应士林风尚之举。

　　用现代科学观点来解释，“金带围”的诞生具有偶然性。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当时扬州芍药未有此一品。”南宋周煇也在《清波杂志》“金带围”条中说：“初无种，有时而出。”“金带围”之所以很少见，是因为它并非芍药中固有的品种，只是偶然因体细胞芽变所生。植物变异分为可遗传性变异与不可遗传性变异两种，“金带围”属于不可遗传性变异，虽然花之形色已变，但内在的基因并未变，播种繁育便复旧如初。

　　古人不解植物变异之理，遂以天人感应的眼光打量“金带围”，认为是大吉大利的“瑞兆”。陈师道在《后山谈丛》中指出，“金带围”花开，“则城中当有宰相”。张岱在《夜航船》中也说：“后四人相继大拜，乃花瑞也。”夏孙桐《法曲献仙音》词咏“金带围”道：“茧栗红分，宫衣黄束，艳说花中奇瑞。”这些都直接表明了“金带围”是祥瑞的表征。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二》中记载温福出镇乌鲁木齐时，“阶前虞美人一丛，忽变异色……似金星隐耀，虽画设色不能及。公旋擢福建巡抚去。余以彩线系花梗，秋收其子，次岁种之，仍常花耳。乃知此花为瑞兆，如扬州芍药，偶开金带围也。”在纪昀看来，变色的虞美人与“金带围”都是上天垂示吉象，温福得以升迁，正如韩琦、王珪、王安石与陈升之一众身居宰辅，乃是瑞应的体现。

　　作为一种瑞兆，“金带围”自然引起了世俗的追捧。赵师侠在《清平乐》中咏叹道：“乞与黄金腰带，压持红紫纷纷。”前一句，表明了意愿；后一句，道出了目的。“压持红紫纷纷”，颇耐人寻味，可作多种解读，其中就含有出人头地、身居高位的意思。清代刘应宾在《扬州咏・金带围》中说：“金带围开芍药香，魏公有意候花王。人间宰相自仙品，不信年来无片黄。”这首诗既有对人间宰相乃神仙临凡的赞美，也含蓄表达了祈求这种运气降临到自己头上的愿望。

　　当然，也有别样的声音值得倾听。清代沈德潜《黄芍药词》道：“魏国曾逢金带围，今朝花市见依稀。一枝已占中央色，不羡唐家更赐绯。”诗中所谓“魏国”，是指曾被封为魏国公的韩琦。在唐代，“赐绯”是皇帝对官员一种特殊的荣宠，罗隐《感弄猴人赐朱绂》诗“何如买取胡孙弄，一笑君王便著绯”，便是证据。沈德潜这首诗虽然肯定了“金带围”的尊贵，但也体现了不慕荣华、不攀附皇恩的高洁之志。何绍基也说：“且将寒瘦斗郊岛，不羡韩公金带围。”表明了宁愿像孟郊、贾岛那样清寒自守、潜心吟咏，也绝不羡慕“金带围”所象征的高官厚禄。清代赵翼曾赋诗道：“都是归田老阿呆，昵花花亦逞妍来。笑他金带围真俗，只为逢迎宰相开。”这首诗讥讽了“金带围”只与宰相相亲的势利与俗气。在《扬州杂咏》其六中，赵翼又直言不讳地说：“我思荆舒祸天下，名花岂为增芳菲。然则非瑞乃妖耳，鹃声同此消息微。”这首诗大做翻案文章，不但消解了“金带围”的祥瑞性，还将它定性为妖花。诗中所谓的“荆舒”，指的就是王安石——王安石生前被封荆国公，殁后一度被封为舒王，结合《诗经》中“荆舒是惩”的典故，赵翼对王安石的态度便不言自明了。需要指出的是，赵翼对王安石变法的评议难免带有个人偏见与历史局限性，故而不足为法。

　　有道是“一花一世界”，“金带围”本是偶发性的芍药体细胞芽变，只因牵涉宋代四相的仕途显达，遂被尊为极品，也成了意蕴丰厚的文化母题，引得历代文人吟咏不绝、评议千秋。诗以言志，品味历代歌咏“金带围”之作，既可窥见古人不同的价值取向，又为今人看淡浮华、谨守初心提供了有益启示。

　　（作者：朱美禄，系贵州财经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