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画是一座宝山

　　【编书者说】

　　年画，又称“民间年画”或“木版年画”，主要用于驱凶迎祥、点缀岁时，并祝新年吉庆、阖家欢乐。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年画作为一种大众消费品，在民间广泛流行，甚至有“不贴年画就不算过年”的说法，足见其在人们心中地位之重要。

　　由王树村所著、笔者选编的《中国年画十讲》一书，日前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王树村（1923—2009）是美术史论家、民间美术作品收藏家。他一生致力于民间美术作品的收藏与研究，曾收藏年画粉本及画版17000余件，编著著作70余部。这本《中国年画十讲》，收录了他撰写的十篇文章，分别是：《中国年画小史》《天津杨柳青年画》《苏州桃花坞年画》《开封朱仙镇年画》《门画》《戏出年画》《太平天国时期的年画》《武昌起义及其后的战争版画》《月份牌年画》《新年画》。笔者认为，这些文章，有史、有论，有综述、有个案，从理念、线索与细节三方面入手，建构了一部理论清晰、线索明确、细节丰富的中国年画史。

　　书中所收录的《天津杨柳青年画》一文，就笔者所知，是早期系统研究杨柳青年画的重要专论，在杨柳青年画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该文不仅披露了大量有关杨柳青年画的珍贵资料，还结合作者的收藏，将清代至民国时期的杨柳青年画，分为：清初（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清中期（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晚清民国（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及民国时期）三个时段。在讨论每个时段年画艺术的成就时，王树村重点关注年画的风格演变及其与时代的关系，也因此，通过年画便可观数百年间社会风俗变化。该文插图收录的多幅清代杨柳青年画，比如《金玉满堂》《四季平安》，都很有代表性。《金玉满堂》中间绘一缸色彩鲜亮的金鱼，旁边有孩童俯身逗弄，用的是杨柳青年画特有的“线描填色”技法，鱼鳞光泽、孩童的衣纹都栩栩如生。以“金鱼”谐音“金玉”，以鱼缸象征水塘，故得“金玉满堂”的吉祥寓意。《四季平安》则描绘四个娃娃怀抱花瓶，分别插有牡丹、荷花、菊花、梅花，寓意四季顺遂。又因“瓶”谐音“平”，故得“四季平安”。这些作品勾染精致，用象征、比喻的手法来表达人们对未来幸福生活的希望。

　　年画中，有“南桃北柳”之说。“北柳”是指北方代表性年画产地天津杨柳青，“南桃”则是指江苏苏州的桃花坞。该书收录的《苏州桃花坞年画》一文，并不仅仅是对桃花坞年画构图、色彩、雕刻等形式和风格的梳理与评价，更是对桃花坞年画发生、发展与衰落历史进程的分析。作者指出，桃花坞年画的源头是明代金陵（南京）和徽派版画，同时，受到西方美术的影响而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书中收录的两幅《西厢记》年画作于清代乾隆年间，是典型的苏州早期年画，也称“姑苏版年画”，颇受学界重视。画面中可见透视法，并以排线表现明暗，即所谓“泰西笔意”。再加上幅面阔大，版刻精细入微，被王树村誉为“版画史上的一大奇观”。另有一幅苏州年画插图，名为《百子全图》，出自清末苏州年画名店“陈同盛”，是王树村的旧藏。此幅上端表现文武状元游街的情节，下部排列耍龙灯、跑竹马、孩童抬着插有三戟的宝瓶，右侧是群儿击鼓奏乐，把欢庆春节的活动表现得淋漓尽致。画面以花卉边框装饰，更增强了喜庆的氛围。

　　《开封朱仙镇年画》一文介绍，朱仙镇年画虽属于北方年画，但与杨柳青年画风格迥异。其作品尺幅一般较小，刻线粗犷奔放，浪漫古拙，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该文为王树村所著《河南朱仙镇年画》的序言，不仅讨论了朱仙镇年画的历史，也讲述了他收集与研究朱仙镇年画的过程。

　　如果说上述三篇皆属于“史”，《门画》《戏出年画》属于“论”，《中国年画小史》（原名《中国年画史叙要》）则是典型的史论。这篇文章主要介绍北宋至清代的年画。此外，也对年画的概念、创始、题材等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颇多创见。作者自言“由于篇幅所限，未能达到有美皆备之境地，但足以得见我国丰富多彩的民间年画艺术之概貌。再就其内容和形式来说，除了可供美术家们创作参考外，有些作品对于社会科学的其他研究方面，如民间文学、戏曲小说、歌舞曲艺、世俗生活以及近代史、民俗学、美学等，也都提供了形象资料。尤其是对编写中国美术史的工作，更有弥补已往空白之价值。”

　　王树村关于“年画之名词释义”，往往为学界所乐道。据他梳理，“年画”一词最早见于晚清宝坻人李光庭所著《乡言解颐》一书，其中“新年十事”一节中提到：“扫舍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耳。然如《孝顺图》《庄家忙》，令小儿看之，为之解说，未尝非养正之一端也。”从文字中，可窥清末家庭张贴、赏阅年画的情景。而且李光庭强调年画不仅仅是“稚子之戏”，还可以“涵养正道”，可见年画可遥接“成教化、助人伦”的绘画传统。流传至今的年画中，尚有为数不少的《孝顺图》（俗称《二十四孝》）、《庄家忙》，由此可见年画教化功能之“一斑”。书中所收录的杨柳青年画《庄家忙》，上有题诗曰“春种微微粟，秋收囤囤盈。倚仗辛勤力，年年诵太平”，便是劝人劳作。

　　王树村非常重视年画的社会意义。在该书收录的《武昌起义及其后的战争版画》《新年画》两篇文章中，都可见关于年画社会功能的思考。例如，他认为，“民间年画除去它的本身艺术价值外，内容所反映的民俗风情，人民衣食住行之衍变，以及其普及文化知识，讽谕劝戒（诫）和爱国教育等等亦足资今日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参考。民间年画是一座宝山，希望美术工作者和民俗研究工作者共同来努力开掘。”

　　笔者以为，虽然王树村的研究对中国年画史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并非没有可改进之处。

　　其一，可纳入新的材料。年画史上的新材料，主要是考古新发现和近20年新发现、刊布的海外藏中国年画。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丹麦、瑞典、德国、瑞士、捷克、波兰、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等多个国家均藏有数量不等的中国年画。关注这些年画，不仅是为史论的构建增加新材料，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发现新的学术问题，从生产、制作、内容、传播、交流等多个方面，拓展年画研究的边界。其二，可采纳新的研究视角。王树村对“作为史料”的“实物”的重视、对文献的深入挖掘以及对年画的深厚情感，都让人印象深刻。然而，在此基础之上，如果可以换个视角，从文化史的视角研究年画，或许可以有更多发现。也就是说，年画史的建构意义远不止于成为美术史的一环，它是历史图像的聚集，同时还是民间物质文化史、视觉文化史的绝佳范例，如果将年画置于更宏阔的学术背景中进行考察，它便具备了比画作更为深远的意义。不过，最后仍需要说明的是，对于王树村的研究，我们可以批评和指正，但也不要忘记，我们是在他的研究基础上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如果没有他的努力，各类问题几乎没有讨论的基础。

　　以上是笔者在编这本小书中的一些想法，限于篇幅，难免挂一漏万。最后想要说的是，诚如王树村所言，民间年画是一座宝山，里面蕴含着丰富的矿藏，等待大家前去开掘。

　　（作者：姜彦文，系天津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