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象山民本思想的价值
陆象山是中国古代思想史转型的重要人物。他深刻而系统的平民思想和平民精神，刷新了中国自古以来的民本思想，是南宋时期思想万壑归海、历史发展的结果。南宋时期，随着生产力得到恢复和发展，北方世家大族的大规模南徙，进一步促成了水旱交通的便利、信息的通畅，以及儒释道文化之间的交流、冲突与彼此之间的涵化，还有工商群体的成熟，市民文化应运而生。而程朱理学无法应对工商群体迅速崛起的事实，无法面对偏安一隅而又复杂多样的南宋社会各界的思想状态。凡此种种，导致了慧根空灵、精思勤学的陆象山民本思想异军突起，在与朱元晦学派的思想交流之中，逐步形成了深邃、独特而坚实的民本思想，具有深刻的意义和重要的历史地位。
“心即理”是象山民本思想的奠基石
陆象山的“心即理”具有强大的社会现实指向。从民本思想来讲，“心即理”的思想是对程朱理学等级观念的批判，把高高在上的天理，纳入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天人合一、保合太和、体用一贯、本末交融、事外无道、追求天理的当下呈现，就是人人本心向善的公平、正义。只要我们每个人此心向善，此时、此地、此事向善，就随时可以接近“道”的崇高。象山曰：“天降衷于人，人受中以生，是道固在人矣。”（《陆九渊集·与冯传之》）这是对程朱理学的重大反思与调整，深度发展了先秦儒家的天人观、价值观和实践观。在通过科举制获取功名利禄的时代，陆象山认识到，人生的终极意义并不只是在故纸堆中寻求功名富贵，而是要在现实的事务之中深度拥有家国情怀，发明本心，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这是象山对中国历史反思的结果，更是对生命本身的深度体悟与悲悯。“心即理”的思想是在告诉所有的读书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陆九渊集·年谱》），不要被名缰利锁一叶障目，遮蔽了人性的光辉、窄化了人生辽阔的内涵与外延。名缰利锁污浊了我们生命的天赐材质。人之所以为人者，是“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礼记·礼运》）。我们必须自立、自重、自得、自成、自道。切己自反，改过迁善，存心养性。“求放心”（《孟子·告子上》）、“养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象山曰：“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陆九渊集·年谱》）只有通过此心的纯粹浑朴、涵括天地，真正认识到人生的意义、世界的意义，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内心的私欲、偏见和各种障碍，打通我们的生命与宇宙天地的一体流行。由此，人生真正的价值才能够逐步展现出来。陆象山特别强调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孟子·告子上》）的思想，其根本功夫在于“辨志之真伪”。也就是说，一切带有功利性的志向，都是虚假、虚幻、短暂的，只有此心向善，上下与天地同流，在孟子仁义礼智引领下的恻隐、羞恶、礼让、是非之心才是真正纯粹、永恒的自足圆满。我们的人生由此而贯古今为一瞬，融六合为一体，通圣凡为一身，这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和价值。陆象山曰：“学者须先立志，志既立，却要遇明师。”（《陆九渊集·语录》）所谓明师，就是对天地万物有深透理解的老师，必须清扫一切门户之见。学者最可怕的，就是私心自用、师心自用。只有具有“四端”之心的人，才能去“大做一个人”（《陆九渊集·语录》），鸢飞鱼跃。象山曰：“道非难知，亦非难行，患人无志耳。”（《陆九渊集·与侄孙濬》）立志，辨志之真伪，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由此，陆象山提出“刀锯鼎镬”（《陆九渊集·语录》）作为践履工夫的概念。也就是说，人生不如意者十有八九，孟子指出：“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没有历尽百死千难的决心、切实掌握“心即理”的思想，就不可能长期持久地锤炼自己的信仰，就不可能树立坚定不移的正确理想与人生目标。象山声称自己的学问只是重实理，重实事，千虚不博一实。他是在夯实“心即理”理论的现实根基。
发明本心是建立美好社会的根本途径
“发明本心”是陆象山民本思想的出发点。它的前提是孟子的性善论。这是儒家哲学的精神信仰。孟子说：“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孟子·离娄下》）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没有人性本善的信仰，那么人的精神世界何以确立，善、信、美、大、圣、神的自由之路何以达到金声玉振的境界？这也就是象山哲学“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陆九渊集·语录》）天地万物一体流行的精神动力。陆象山认为，“发明本心”的基本功夫，就是孟子的“求放心”，就是把我们被外在的各种物欲所牵引出去的本心收回到我们的精神中来。但是，陆象山开辟了新的途径，提出了“收拾精神，自作主宰”（《陆九渊集·语录》）的功夫和目的。具体来讲，就是要把自己的良知之心通过存养的功夫收拾回来。在这个过程之中，切己自反，改过迁善，存心养性。象山给自己取了“存斋”的字号，说的就是以“存”善、“存”诚为志。“发明本心”的功夫，把孟子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陆象山“收拾精神，自立主宰”相对孟子来讲，具有不同的时代使命。相对于程朱理学通过科举考试整天“揣量模写之工，依放假借之似，其条画足以自信，其节目足以自安”（《陆九渊集·与朱元晦》）的歧路，陆象山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作主宰”这一惊天地、泣鬼神的时代口号。陆象山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只是揣量模写，依放假借，就会逐步丧失自我。由此，陆象山提出了“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重要思想。他在劝告当时所谓的学界精英们，不要掉书袋，不要动不动就把古书上的经典和我们所学到的知识作为权威示人，“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集·语录》）。陆象山是在讲，当下的善端之存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心。不能仅仅依据一个人读书的多少来衡量一个人的地位高低；更不能因为一个人对经典掌握的多少，来决定他道德水平的高低。关键是我们有没有家国情怀，有没有把每一件事情做好的思想用心和当下功夫，“事外无道，道外无事”（《陆九渊集·与陈正己》），通过“发明本心”的功夫来拓展社会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人文环境，立足于当下的“纯一之地”（《陆九渊集·与邵叔谊》），建立人生的精一功夫。只有这样，人才能够成其为人，美好的社会也才能够由此而建立起来。
陆象山认为，任何政府，再也没有比面对黎民百姓的各种困难更为重要的事情了。象山在荆门执政期间二十四小时开门办公，他的家就是衙门，衙门就是他的家。几乎没有假期和休息的时间。面对旱灾、水灾，陆象山必定深入基层，亲自访贫问苦，并且马上制定救治措施。象山曰：“《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岁之饥穰，百姓之命系焉，天下之事孰重于此？”（《陆九渊集·大学春秋讲义》）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民心向背，唯此为大。陆象山说：“贵中国者，非贵中国也，贵礼义也。”（《陆九渊集·大学春秋讲义》）这是对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之“社稷次之”的绝妙阐释。他通过“楚人灭舒寥”（《陆九渊集·大学春秋讲义》）为题，全面阐明了他的家国思想。他认为，南宋政府如果苟且偷生，不以收复北方领土、拯救铁蹄下的广大黎民百姓为执政治理的核心，就会失去黎民百姓的心，国家的颠覆只是时间问题。陆象山向宋孝宗提出了“任贤、使能、赏功、罚罪”（《陆九渊集·年谱》）的施政纲领。这是他针对当时南宋政府痼疾提出来的治理国家的“四君子汤”。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要始终坚持公平、正义的治国方略，人民的生活、生命财产才能够得到基本的社会保障。长期以来，学界的很多人因为朱熹的阐发而关注“民贵君轻”论。殊不知，陆象山立足于他的“心即理”思想，也对孟子的思想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诠释，精准地批判了南宋朝廷自私自利、醉生梦死，偏安一隅、苟且偷生，无视北方广大老百姓置身于苦难之中的冷漠。至为重要的是，在奔赴荆门之前，陆象山提出了“正人心”的施政措施。观其施政前后，只有一系列热火朝天的“必有事焉”的活动。也就是说，陆象山把荆门人此前的散懒偷堕置放在了“荆门八政”的锤炼平台（筑荆门城、勤视农作、易简司法、整肃军威等等），把拯救人心的心学实践搞成了一场保家卫国的运动，让每一位黎民百姓活出了新的自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由此，陆象山在“正人心”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象山民本思想的原创性
由此可知，陆象山的民本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一，陆象山的民本思想是一种植根于人的先天道德禀赋的人学，人性本善。这是象山心学的形上依据。因此，我们在“本心”的面前人人平等。我们每一个人只有通过内心的道德自律，才能通向浩瀚的星空和真正的道德自律。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所以，陆象山的心学是渗透出一种深度的人格自由、生活幸福和众生平等追求的新思想。其二，陆象山的民本思想涵蕴着一种平民精神。这种平民精神具有心学的思想背景和深沉的现实关切。对历史，充满反思与批判；对生命，充满珍惜与敬仰；对平民，充满了宽厚与悲悯的情怀。陆象山是中国历史上真正具有系统平民思想的哲学家。王阳明不论是其“心即理”的思想基础、知行合一的践履理论、致良知的人性追求，还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政治理想都是陆象山的继承与发展。其三，陆象山不仅是一位拥有极高心学修养的学者型官员，更重要的是，他成功地将心学理论与政治实践有机统一起来，是其理论的真正践行者。从心性到政治，陆象山将心学理念始终贯穿于政治实践之中，他的荆门之政就是他心学理论的大胆实践与探索。其四，相对于程朱理学的“得君行道”，陆象山更注重“觉民行道”，就是通过唤起每一个个体的人的觉醒和独立意识，通过个体的发明本心、收拾精神、自作主宰来推动先秦孔孟之道的落实，并且返本开新，提出了广大平民以及社会各界的个体自立、自重、自得、自成、自道，自我革新、自我成就的道路。其五，陆象山还认为，只要此心向善，即使不识得一个字，也不妨碍我们去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由此而打破了“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的误区，让广大黎民百姓都看到了有尊严地活下去的希望。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转折与突破。
（作者：欧阳祯人，系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