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大事》：在人间烟火里书写改革故事

　　如何讲述改革开放那段历史，是摆在创作者面前的一道难题。过于宏观，容易流于政策图解；过于个人化，又难以承载时代分量。更棘手的是，“白手起家”“敢为人先”等叙事母题被反复书写，如何避免套路化的英雄传奇与符号化的人物塑造，成为这一类型亟须突破的瓶颈。改编自朱晓军报告文学《中国农民城》的电视剧《小城大事》以中国首个“镇改市”浙江龙港的农民造城为原型，将叙事视角聚焦于20世纪80年代初平川县月海镇的建设历程上，用群像结构替代英雄叙事，用生活质感消解戏剧奇观，用充分尊重历史原型的创作态度，将一段历史故事转化为扎实又动人的影像叙事。

　　改革开放初期，龙港只有5个散落的小渔村，6000多口人。在建镇后，龙港人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大力度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土地有偿使用等改革举措，农民可以自带口粮进城，自建住房落户。当年镇和农村之间隔着一条鳌江。朱晓军至今仍记得龙港农民的话：“最好的鱼、虾、蔬菜要送到江那边去，最漂亮的姑娘要嫁过去，江的那边就是天堂。”正是这种“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堂”的朴素愿望，使龙港仅用十年时间就成了全国明星镇，建起“中国第一座农民城”，也构成了电视剧推动叙事的强大情感动力。

　　《小城大事》最大的突破在于彻底打破了以单个英雄推动历史故事讲述的传统模式。剧中五位主导造城的基层干部“就像一只手上的五个手指，各有长短，各有分工”：李秋萍擅长规划与前瞻，郑德诚敢闯敢试能落实，解春来灵活变通做“大管家”，林冬福踏实肯干是“工程迷”，谭光明严谨细致如同“守门员”。这种差异化人物设定避免了角色同质化，呈现出一种接近历史真实的复杂性。观众从中感受到，改革的推进是靠一群性格迥异、能力互补的人在奋斗中磨合，在分歧中共进，最终达成的动态平衡。

　　创作者对群像的塑造还延伸到更广泛的普通人群体。理发师王丽丽从手艺人成长为设计师，她的创意让“月海印刷”声名远播；“馄饨西施”孙小燕通过努力开起歌舞厅，却与男友发生分歧，为坚持梦想选择分手；开印刷厂的高雪梅谈生意受挫后，仍能笑出声来，与丈夫携手回家吃饭。还有村民宁可借钱也要进城，希望三个儿子能扎根城市，顺利找到媳妇。这些立体多样的人物共同构建起月海城的人间烟火。他们的喜怒哀乐、成败得失，是每一个人身上都可能发生的故事，因而能触动观众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小城大事》并未将建城过程处理为一条直线式的成功叙事。资金链断裂、企业撤资、台风灾害、干部被查，剧中的质疑、反复与挫折不断。这种叙事策略既增强了戏剧张力，也还原了改革进程的真实样态。“猴子”（月海当地对“万元户”的称呼）们因信任危机而观望不前，郑德诚和李秋萍选择财务公开、制度透明；台风来临威胁扩地工程，全镇人民3天完成本需7天才能干完的任务。这些情节真实地呈现了“信任如何建立”“共识如何达成”的艰难过程。“螺旋上升”的叙事结构，体现出创作者对历史真实性的尊重。

　　《小城大事》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创作选择是将艰苦的奋斗历程包裹在轻喜剧的外壳中。高雪梅与解春来拌嘴，解春来调侃道“祝你骑车掉链、烧水粘锅”；李秋萍与郑德诚斗嘴，说他是“little man”，郑德诚百思不得其解，问了儿子才知道是嘲讽他。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桥段，让观众在欢笑中见证一座城市的诞生。当观众笑着看完郑德诚动员“猴子”集资、李秋萍坚持修宽马路这些情节后，会突然意识到，这些看似荒诞的坚持，恰恰是那个时代最可贵的品质——乐观积极、敢想敢干，即使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依然敢于相信未来，敢于为看不见的“天堂”付出全部。林冬福因公殉职的情节，将戏剧性推向极致。一个踏实肯干、在感情中略显迂腐的普通干部，将生命献给了他为之奋斗的城市。这种“笑中带泪、暖中有力”的叙事使作品在情感浓度上远超一般年代剧，也让“人民城市人民建”的主题拥有了更具穿透力的表达。

　　在“造城”故事的表层之下，《小城大事》还通过叙事呈现出浙江经济发展的深层文化特征。剧中人物对市场机遇的敏感把握、对契约精神的重视以及对合作共赢的认同，与浙商文化形成内在呼应。但与《温州一家人》《鸡毛飞上天》等聚焦个体创业的作品不同，《小城大事》更关注“城”这一公共空间的生成过程，探讨“如何致富”，更思考“如何共建”。无数个体的利益诉求汇聚成集体行动，转化为基础设施，一种超越个人奋斗的共同体意识随之诞生。这种从“商行天下”到“共建家园”的精神转向，或许正是龙港经验最值得记录的价值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城大事》讲述的不仅是一座城的故事，更是整个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基层社会的缩影。

　　（作者：董敬畏，系浙江省委党校哲学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