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确定作家的身份和位置

　　【文学与故乡关系辨析】

一个忠实可靠的地理空间

　　几乎每一位作家的笔下，都有一个或隐或显的故乡。就像拥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它永远盘桓在作家的内心，成为作家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作家想要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与看法时，故乡自觉或不自觉地变成一个忠实可靠的地理空间，一个信手拈来的生活场域。故乡有作家的生命之“根”和精神之“源”。

　　故乡不仅是作家写作中一种难逃的空间宿命，也是任何人无法割舍的生存依恋。因为故乡总是与童年记忆相关，与一个人的成长紧密相连。故乡与童年，其实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当我们遥望故乡，很多时候是在遥望童年。尽管有些人一生可能就生活在家乡，但让他最感佩的或许依然是童年的记忆。的确，童年是一个人建立自己与世界联系的起点。但儿童只能用感知的方式进入世界，因为他还没有成熟的经验，只能通过自己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与周边的环境建立联系，并形成最初的人生经验。一旦这些人生经验形成，它们就与故乡形成潜在的依附关系，并或深或浅地影响着这个人的一生。美国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在《恋土情结》中说道：“人对环境的反应可以来自触觉，即触摸到风、水、土地时感受到的快乐。更为持久和难以表达的情感则是对某个地方的依恋，因为那个地方是他的家园和记忆储藏之地，也是生计的来源。”所以很多作家谈及童年记忆对他们创作的重要影响时，都坦承自己对故乡的依恋之情，这也折射了故乡对他们创作的潜在滋养。

　　这种来自生命初始阶段的童年记忆，表明故乡作为人的知觉与记忆的“生活世界”，聚合了他的诸多身体记忆和感官密码，包括故乡的自然环境、生活气息、乡音语调、触觉体验等，并内化为本能性的身体记忆。用德国哲学家胡塞尔的话来说，“生活世界”是我们直接经验到的、前科学的、主观的世界，是先于科学反思的直观经验总和。作家笔下的故乡，正是这样一个“生活世界”的缩影。它不是地理学或经济学意义上的客观实体，而是充满情感、记忆、风俗和人伦关系的意义世界。作家的创作，就是试图捕捉并呈现这个被体验着的世界的某些本质特征，是对故乡知觉经验的“本质直观”的表达，文字只不过是激活“感知场”的媒介。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作家在书写故乡时，故乡总是被描绘成温暖的、充满人情味的、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纯净之地。

　　作为身体记忆和感官密码的故乡，本质上也承载了一个人的精神归宿与身份认同，具有生命的本体意味。故乡作为“此在”的原始场域，从存在主义角度看，已非简单的地域坐标，而是作家最早体验世界意义的原初境域，也是作家进行自我确认、形成自我意识的原始空间。如果说写作是作家对人生的一种回望与缅想，是作家对于自然、历史、社会和人性思考之后的审美表达，那么借助故乡的山水、乡音与生活习俗，作家的内心形成对“存在”的本体性理解，其中包含作家主体对生之道、生之理、生之质的感知和体悟。任何作家笔下的艺术世界，都是他所熟悉的经验世界的一种映射。当他试图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安置在一个稳定且鲜活的经验世界里，故乡常常成为他的重要选择。如林斤澜笔下的温州“矮板凳桥风情”，迟子建笔下的黑土地，张爱玲笔下的上海市井，以及福克纳对“邮票一样大小”的奥克斯福小镇的书写，都不只是一种情感上的眷恋，而是作家对自我生命本体的确认。

被记忆、想象和情感需求共同塑造

　　当然，故乡之所以成为一种记忆的存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时间和距离。故乡是回望的产物。但时间会重组记忆，距离会产生陌生。随着作家个人生活的不断变迁，尤其是人生阅历和思想积淀的不断增加，故乡作为一种曾经熟悉的、单一的生活空间，已经不复存在。它只是作家创作中的一种主观回望。这种审美上的回望，常常体现出生命内在的欲望辩证法：故乡既是作家创作中渴望回归的“母体”，又是其必须挣脱的“牢笼”。这种张力状态，构成作家叙事的内在动力，如狄更斯对伦敦的爱恨交织，驱动他对社会伦理的深刻批判。

　　故乡有时也成为作家审视“此在”生活的一种参照，即摆脱现实困境、追寻内心家园的重要符号，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他者”的功能。也就是说，在时间和距离的驱动下，故乡有时会在作家的回望中变成一个被对象化、被审视的客体，一个被其放在显微镜下，用以观照和反思当下生存的镜像，借此确认自我的现实思考与判断。像鲁迅笔下的绍兴，包括鲁镇、未庄等，就常常成为他反思现代启蒙的重要空间，从《在酒楼上》《故乡》到《阿Q正传》《孔乙己》，莫不如此。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是作家对故乡进行反乌托邦式的现代性重构，但是，在这种对话性、反思性的书写中，依然渗透了作家对于故乡的复杂情感和内心情怀。

　　这种情形，在很多海外新移民作家的笔下，显得更为突出。从一种文化语境进入另一种文化语境，新移民作家为了理解并适应“此岸”的新世界，常常会不断地回望、调用“彼岸”的传统经验。在这个过程中，故乡的风俗、人情、价值观等，经过时间和距离的淘洗之后，往往变得格外清晰，同时也变得相对陌生。所以他们在书写海外新生活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华人身上掺入各种故土的文化元素，使之成为作家审视异域生活的一种重要参照。这些小说在叙述异域生活及其历史记忆的过程中，总将华人置于叙事的中心地带，让他们与当地人形成一种互为他者的对话性关系，从中揭示人物在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撕扯，也放大华人特殊的族群精神和生命韧性。这些来自故土的华人，在异域文化中所呈现出的强大生命力和精神意志，是作家们与生俱来的故乡情结和文化伦理的一种折射，同时也从心理层面反映出新移民作家对于身份认同的潜在焦虑。

　　作为作家生命本体意义上的故乡，在不断重返作家的笔下时，已不可能是客观现实的复刻，而是被作家情感反复浸润过的“心理现实”，变成记忆、想象和情感需求共同塑造的产物。它可能被美化，成为一种乌托邦式的心灵庇护所；也可能被质询，变成反乌托邦式的审视对象；还可能被他者化，成为在多元文化交流和碰撞中的地域符号。但无论如何，故乡都已不再是那个原初的、纯粹的、具体的场域，而是变成某种具有隐喻意味的文化符号，聚合创作主体对于世界的整体性认知与思考。

一个可以不断被重新理解的公共文化符号

　　作家对故乡的符号化提升，体现了作家对于自我认同的建构——对故乡的书写，也是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一根本问题的探寻。通过重构故乡，作家也在重构自我的历史与身份。这种被符号化的故乡，其实已成为作家主体精神的投射和外化。同时，现代人常常感到“无家可归”，这正是一种存在主义的焦虑，而作家将故乡符号化，也是他们反思现代文明对传统“故乡”的侵蚀，揭示人与土地、传统、自我的疏离状态，体现作家寻求精神栖居之地的努力。它所带来的优势之一，就是面对一个被符号化的、开放性的故乡叙事，读者也可以找到广阔的阐释空间。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读者，都能将自己的乡愁与生命体验投入这个符号中，与之产生共鸣。文学中的故乡，由此也成为一个可以不断被重新理解的公共文化符号。

　　中国是一个从乡土亲缘结构中发展起来的国家。它是在差序格局中，围绕故乡和血缘建构起深厚的伦理社会。故乡在中国作家的笔下，体现了创作主体从土地到灵思的哲学之旅，也传达了国人对“家”和“根”的执念。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作家与故乡的关系，本质上是从具象经验走向抽象精神的哲学实践，但从存在的层面上说，故乡确定了作家在世界上的身份和位置。当然，优秀的文学创作，最终都会使故乡超越单纯的地理概念，成为人类摆脱共同困境的隐喻。这也许正是我们重审文学与故乡关系的价值所在——在个体与普遍的辩证中，揭示艺术创造与人性根源的深切关联。

　　但我们也不得不关注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尽管现代人普遍感到“无家可归”，但在当下年轻作家的笔下，有关故乡的表达越来越稀薄，似乎他们的写作越来越不愿进入“回望”。从理论上说，现代社会的快速变迁，尤其伴随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使得许多人的故乡在物理形态和文化生态上都发生巨变，甚至面目全非。这种“回不去的故乡”已经成为一种现代人集体性的精神症候。青年作家们完全有理由书写现代社会中人类共同面临的“失根感”。但事实上，他们宁愿穿越到更遥远的历史朝代，或者架空到苍茫无序的未来时空，也不愿意驻足于曾经的故乡。这是因为信息技术改变了他们的艺术思维，还是他们生来就对故乡感到疏离？文学中如果没有了故乡这个充满深情的文化符号，又会缺少哪些独特的审美韵致？

　　（作者：洪治纲，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