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其如玉”：中华民族人格美的重要标识

　　回顾中华文明史，中华民族温润内敛又不失坚韧刚硬的性格，正如美玉一般——外示柔和光泽，内蕴坚硬质地。“温其如玉”成为中华民族人格美的重要标识之一。这一类比彰显了深刻的文化自觉与价值认同：中华民族非常重视人格美，并把它当作最高的美；中华民族以美玉来象征君子的人格，可谓恰如其分；人格之美就是人格之善，它像美玉一般，既须内在的美质，也须外在的磨砺，如此才能成为有用之才。

“最高的美是人格的美”

　　唐君毅在《人生之体验》一书中写道，“最高的美是人格的美，人格的美即人格的善”。中华民族将人格美视为最高的美，这源于一种深刻的文化自觉与价值共识：追求内在德性与生命境界的圆满展现。林语堂也曾提出，中国人非常关注“性格”。这里的“性格”，即指“人格”，也就是说，中国人极其重视理想人格的建构，并积极追求生命境界的完满与超越。

　　当然，将人格美视为最高的美，这种观念由来已久。早在先秦时期，孔子就借用《诗经》中“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来形容君子的人格之美。然而，这种理想的人格并非天生，而是需要通过自觉的修养来塑造。为此，孔子致力于把外在的“礼”，转化为内在的“仁”。也就是说，把人文美转化为人格美。在徐复观看来，春秋时期代表人文世界的是礼，而孔子则将礼转化为“安放于内心的仁”。孔子完成了从人文世界向人格世界的转型，其对后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例如，在魏晋时期的《世说新语》中，编纂者刘义庆将全书三十六门的前四门，依次定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分别对应“孔门四科”，突出人格修养在社会评价中的核心地位。

　　到了宋明时期，士大夫对于人格美有了更多的自觉，从外在规范深化为内在的、自觉的生命实践。张载主张“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程颢强调“识仁”，并认为“识仁”的关键在于“诚敬”的工夫；王阳明则倡导“致良知”“知行合一”；刘宗周提倡“慎独”“诚意”……这些思想不断深化了人格美的内涵与实践路径，将“成圣”这一社会理想转化为个体可通过内在觉悟与道德实践达到的生命境界，进而为后世伦理人格的培育与完善奠定了基础。

“夫玉者，君子比德焉”

　　纵观中华文明史，我们发现以美玉、松柏以及梅兰竹菊等构成的成语中，很多都是用来比喻或象征中国人的人格之美。其中，尤以“温其如玉”最为形象生动。其原因至少有三点：

　　首先，玉体现了中国人的宇宙观、生命观、道德观。换言之，玉浓缩了中国人的宇宙想象、生命情怀和道德理想，内蕴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作为“天人合一”的代表，玉象征着天地人三者的相互贯通、相得益彰。古人将玉视为“山岳精英”，由天地精华凝结而成，是沟通人神、顺应天道的神圣载体。他们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诠释“天圆地方”的信仰，就是明证。这种观念，在我们今天常用的“礼”（禮）字中可见一斑。王国维在《释礼》中指出：“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谓之曲若豊，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这是说，“礼”的本源是盛玉“以奉神人之事”，即最初的礼仪行为是指用玉器来祭祀神灵和祖先。例如，在商周时期，玉器被广泛用于祭祀。《周礼》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礼记》记载“祀不用牺牲，用圭璧”，都表明玉已成为礼天通神的重要工具。这不仅有其他传世文献记载的佐证，也有各类考古文物的证明。《山海经》中黄帝以玉为食的传说，《穆天子传》中周穆王以玉璧会见西王母的传说等，都说明了玉在中华文明的叙事中被赋予了神圣、权力等多重象征意义。而考古发现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红山文化的玉猪龙，还是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玉璋、玉琮等器物，都被用于祭祀天地山川，体现了“以玉通神、以玉礼天”的理念。在天人相通的观念影响下，也衍生出相应的生命观和道德观。古人认为玉蕴含精气，因而能够“通天地之灵”，从而可以护佑生命、坚定信念。因此，孩童佩戴长命玉锁寓意平安吉祥，文人放置玉镇于案头以期文思精巧，妇人以玉簪绾发寄托美好愿景。这种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平凡的日子注入了诗情画意。此外，美玉是伦理人格的感性呈现。孔子提出“君子贵玉而贱碈”，并不是因为玉的稀缺性，而是因其内含仁、智、义、礼等十一种君子特征。孔子有言，“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玉温润而光泽，象征着仁爱；质地紧密而有纹理，象征着智慧；坚刚而不弯曲，象征着道义；有棱角而不割手，象征着品行……这一系列精妙的类比，不仅将抽象的伦理人格具象化为可感可佩的玉之特质，更从审美角度确立了中华民族“以物比德”的传统，使玉从此成为君子人格最崇高、最经典的象征。

　　其次，作为一种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佩戴美玉也成为一种自我约束、道德提醒的礼仪实践。每日晨起，君子抚玉自省，以玉之温润告诫自己要宽厚待人；以玉之坚毅激励自己要果敢处事。这种自我修养渗透在会商议事、人际交往的每个瞬间，使佩玉成为道德自律的具象符号。根据《礼记》记载，“古之君子必佩玉”，并有着严格的标准，讲求“右徵、角，左宫、羽。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周还中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佩玉不仅仅是一种仪容修饰，更成为一种贯穿于日常动静之间的礼仪规范。玉的碰撞鸣响被赋予了严格的乐律与节奏，实际上是将抽象的道德原则转化为可听、可感、可循的行为节度——君子须使步伐与玉音相协，举止与规矩相应。这也在行走坐卧间形成了对个体行为和品德的双重约束：外在动作的失序会立即通过玉声的杂乱暴露出来，从而提醒佩玉者时刻保持内心的端正与行为的庄敬。这也使得玉从静态的德性象征，进一步转化为动态的修身媒介，在声音与动作的精密配合中，引导君子实现“礼”与“己”的融合，最终达到“非辟之心，无自入也”的道德自律境界。

　　最后，美玉温润的质地与深邃的灵性，使其超越了物质属性，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纽带之一。从天子祭天的苍璧到士大夫的组玉佩，玉器构成了完整的礼仪符号体系。朝会时，玉佩的叮咚作响显示了臣僚的品位；宴饮间，玉觥的轮流传递承载着宾主的情谊。论装饰，“有匪君子，充耳琇莹，会弁如星”。讲品德，“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且，美玉还成为互相之间馈赠的佳品，用以增进彼此间的情感。在贵族间，“锡尔介圭，以作尔宝”；在平民间，“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于是，这种投桃报李的行为，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投我以木瓜”，则“报之以琼琚”；“投我以木桃”，则“报之以琼瑶”。

“玉不琢，不成器”

　　古人在把君子比喻为美玉时，不仅看到了美玉在天人合一理论中所象征的君子人格之美，而且也看到了美玉成器所必须经历的切磋磨砺。这就说明，要想成为一个君子，就必须经历外在的磨砺与内在的修养。正如《礼记》中所言：“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

　　众所周知，只有经历外在的磨砺，才能使玉闪闪发光，也才能使人不断成熟。无论是孔子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还是孟子的“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都强调了苦难对于成长的意义。在此意义上，张载进一步提出“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他认为，贫贱忧戚，是用来帮助你成就一番事业的。正因为“玉汝于成”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所以，人们才会经常用“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等诗句来勉励自己或激励他人。

　　同样，只有坚持内在的修养，才能使玉蕴含美质，也才能使人出类拔萃。作为“天人合一”的象征，君子应当如玉一般，效法天道，以自强不息的精神面貌来克己复礼、修己安人。孔子认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强调学习是为了提升自身修养。因为，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所以，践行修己、克己的工夫很有必要，即努力做到“克己复礼为仁”，以及“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曾子也留下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名句。到了宋明时期，这种观念更加普遍。例如，欧阳修在《诲学说》中告诫儿子：“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然玉之为物，有不变之常德，虽不琢以为器，而犹不害为玉也。人之性，因物则迁，不学，则舍君子而为小人，可不念哉？”这是说，人的修行比玉的琢磨更为重要。因为，玉不琢仍然不失为玉，而人不学，则容易随外物而变迁。欧阳修还另写有《赠学者》一诗，以与学界共勉：“坚金砺所利，玉琢器乃成。”在此，他以金玉须打磨才能成器的事实，强调了修行与学习的重要性。欧阳修多次以玉为喻，既指出了后天学习对人格塑造的关键作用，也揭示了人之为人的可塑性与脆弱性。王阳明在《别三子序》中也强调了相似的道理，“天将降大任于是人，必先违其所乐，而投之于其所不欲，所以衡心拂虑，而增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兹行欤”。王阳明此语，将“玉成”之喻提升至更深的生命实践层次。在他看来，真正的“琢磨”在于个体经历过“违其所乐、投其所不欲”的淬炼后，仍然能够保持内心的良知澄明。

　　如今，“温其如玉”常用来形容谦谦君子，而它也折射出中华民族对于人格美的独特诠释：它并非柔弱，而是刚柔并济，具有内在修养与外在磨砺相互融合的特质。也就是说，这种人格追求，体现在敬畏神明（以玉通神的信仰）、个人修身（如“玉不琢，不成器”的砺志精神）、社会伦理（如“宁为玉碎”的气节）以及国际关系（如“化干戈为玉帛”的胸襟）等方方面面。正如唐君毅所说，“要有人格的善，必须以我之性格为材料，而自己加以雕塑”。

　　总之，通过美玉的温润之德，中华民族确立了以仁爱、诚信、谦礼、坚强、智慧、勇敢等为核心的人格理想，而这一标识虽历经千年，仍熠熠生辉，带给我们生命的启示和人格的陶冶。

　　（作者：余群，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