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见秦刻石与“秦七刻石”的比较与思考

　　新见秦刻石的发现与随之引发的争议，堪称“现象级”的文化事件。参与讨论者不仅包括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古文字学界、书法篆刻界的专业学者，更有大量网民参与，可谓一次罕见的社会文化“狂欢”，或可称之为多年不见的“文化热”现象。

　　在各个层面的讨论中，一个问题逐渐浮现：如何理解尕日塘秦刻石与传统“秦七刻石”之间的关系？通常我们所说的“秦七刻石”，是指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多次东巡郡县时，为宣扬其统一功业、彰显皇威、教化臣民而刻立的七块石碑。其碑铭字体据说是李斯手笔，它们分别是：《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质疑者以秦七刻石文字之规整、典范为标准，反观新见秦刻石文字的随意和不规范，甚至有人直呼刻字“太难看了”，完全没有秦刻文字的神韵。也有人以秦七刻石的磨灭程度，质疑新见秦刻石的保存状况。

　　笔者近年来长居烟台，参加了胶东多地有关历史文化的讨论，对秦七刻石中的相关问题有所关注和思考，这算是得地利之便。围绕尕日塘秦刻石的争议，笔者也一直在追踪观察。本文即由此缘起，尝试从比较视角探讨相关问题。

新见秦刻石的学术价值定位

　　尕日塘秦刻石的铭文目前被确认为“卅七年”，这一时间节点意义重大。秦始皇三十七年，是这位千古一帝生命的最后一年，也是他承受巨大心理压力的一年。

　　一年之前，秦始皇三十六年，东郡有陨石坠落，有人在陨石上刻下“始皇帝死而地分”。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同年秋天发生了更为诡异的事件：“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到了三十七年，秦始皇最后一次东巡途中，又遭遇两次心理冲击：“并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巿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

　　这四次心理冲击，秦始皇都做了相应“处置”，极力避免对自身不利的后果，恰好说明他内心承受着强烈的心理压力。我们尤其应该思考一个问题：先秦到秦代，当时社会存在东方蓬莱和西方昆仑两个神话体系。在得知徐巿向东方求药失败后，秦始皇是否因此派遣五大夫翳率方技之士向昆仑方向“采药”？从时间推算，这种因果关系是可能存在的，甚至可用“东方不亮西方亮”来理解秦始皇当时的心态。

　　更值得注意的是，五大夫翳受命率方技之士“采药”之行，在《史记》等古籍中未见任何记载。这意味着他们的行动在秦朝政治中枢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这一年发生的大事——秦始皇病故、二世即位及一系列朝廷变故，使得五大夫翳一行的踪迹完全无足轻重，故而被历史遗忘。他们的“昆仑采药”之行在历史上未见发挥作用，这是确定无疑的。

　　有了这个基本认识，再从刻石发起者的身份、内容、篇幅、影响等所有可资比较的方面，将尕日塘秦刻石与“秦七刻石”对比，确实无法望其项背。

　　国家文物局发布的鉴定意见中，对尕日塘秦刻石的学术价值有极为准确的定位，最关键的是：“是我国目前已知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只有在“唯一存于原址”这个意义上，它才显示出超越“秦七刻石”的特殊价值。超出这个范围之外的讨论，应当慎之又慎。

　　就书法价值而言，尕日塘秦刻石既不够“规格”，也不具备权威性。除秦七刻石外，考古所见的秦简文字、传世所见的多种度量衡器物刻铭，其价值都在尕日塘秦刻石之上。

　　如果有人根据尕日塘秦刻石的位置，试图论证秦朝版图已达今青海一带，恐怕难以成立。我们应该认识到：五大夫翳受命率方士前往昆仑山“采药”，其性质与徐巿入海求仙药完全相同，都是前往“仙界”或“异域”为皇帝求取长生不死之药，而非秦朝版图之内的普通行政行为。假如真在秦版图内取回仙药，其神秘价值必然大打折扣。

　　此外，派遣使者赴遥远之地采仙药的行为，严格意义上不属于国家治理行为，而只是服务于皇帝“长生不老”的个人欲望。如果当年的秦始皇及其臣僚把这视为国家政治，只能说是他们的认知局限。今天研究秦史的学者，应当具备区别国家政治与君主个人欲望的基本认知。

秦朝对齐鲁文化的吸收

　　秦统一后，在秦始皇东巡过程中，东方之地出现了三个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泰山封禅以告成功、秦七刻石矗立于东方沿海以“颂秦德”和“齐地八神”得到始皇帝的高规格礼遇。这些显示出秦朝统治体制中出现了尊重东方文化的倾向。秦朝除了继续贯彻“关中本位”之外，在有意识地提升东方文化的地位，体现出某种平衡东西方文化的尝试。关于泰山封禅的研究已经有很多，而对秦七刻石和秦始皇礼敬“齐地八神”的研究则有待深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秦朝尊重的是齐地更为古老的神祇体系和远古民间信仰，而非孔孟学术思想。这一文化选择的原因值得认真讨论。它反映出秦朝统治者在文化整合方面的复杂策略：一方面焚书坑儒，打压儒家思想；另一方面又高规格礼敬东方古老的神话信仰体系。这两种内涵迥异的文化政策，实际上体现了秦始皇试图在统一政治框架下寻求文化认同的努力。

　　秦七刻石分布于东方沿海地区，这些刻石的文字规整典雅，内容主要颂扬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功德，是秦朝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它们不仅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价值，更是研究秦朝政治文化的第一手资料。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秦七刻石的设立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它们矗立在东方六国的核心文化区域，向天下昭示秦朝统治的合法性和永久性。刻石上的文字虽然是歌功颂德之词，但其规范的小篆字体本身就是文化统一的标志，体现了“书同文”政策的实施。

　　相比之下，尕日塘秦刻石虽然也是秦代遗物，但其文化意义主要在于记录了秦朝派员向昆仑神秘之地“采药”活动。它记录的是一次服务于皇帝个人欲求的求药之行，而非国家层面的政治文化活动。两者的性质和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

学术反思与历史启示

　　著名历史学者周振鹤教授曾撰文《假如齐国统一了天下》，他认为齐国本来是有统一天下的可能性的。他在文中进一步分析秦文化和齐文化的不同，指出秦文化的逻辑是“根深蒂固的农本思想必然导致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而为了保证集权制度的正常运转，又需要被统治者的效忠，为此又必须采取相应的文化政策”。齐文化的特点则是“集体的、大规模的手工业生产以及沟通生产与消费部门、周流天下的商业活动，却需要开放，需要一定程度的地方与部门的分权，与之相应，思想文化也不容易保守”（周振鹤：《假如齐国统一了天下》，《二十一世纪》1995年4月号）。

　　这一学术视角对我们理解秦七刻石的文化意义具有重要启发。秦七刻石之所以集中在东方齐鲁文化区域，不仅是出于政治宣示的需要，更反映了秦朝统治者对东方先进文化的重视和吸收。秦始皇在东巡过程中，既要彰显秦朝的统治权威，又要获得东方文化的认同和支持，这种双重需求促使他采取了复杂的文化策略。

　　从这个角度重新审视尕日塘秦刻石，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它与秦七刻石的本质区别。后者是秦朝核心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政治合法性建构和文化整合的双重使命；前者则是一次边缘性的、服务于皇帝个人欲望的活动留下的偶然记录，其历史价值主要在于填补了我们对秦朝有关昆仑神域活动的未知领域。

　　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确实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但我们必须对这一价值有理性的认识。作为“唯一存于原址”且“海拔最高”的秦代刻石，它在考古学和文物保护方面的意义不可低估。但若论及文化内涵、艺术价值和历史影响，它与秦七刻石相比还有相当差距。

　　在引发广泛关注的“文化热”中，学术界更应保持冷静和理性，既要充分肯定新发现的价值，也要避免过度解读和拔高。通过将尕日塘秦刻石与秦七刻石进行系统比较，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秦朝的文化格局：一个以关中为本位、兼顾东方文化认同、同时向边远地区辐射影响的多元复杂体系。秦七刻石代表的是这一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文化，而尕日塘秦刻石则展示了这一体系边缘地带的特殊活动。两者共同构成了我们认识秦朝历史文化的重要材料，都值得认真研究和妥善保护。

　　对于秦朝历史的评价，学术界和社会各界一直存在不同观点。自古及今对秦朝政治从总体上持批判态度的学者，代不乏人。汉代政论家贾谊的《过秦论》，所表达的理性精神与批判性思维，对后世影响巨大。谭嗣同有个论断“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也有振聋发聩的社会效应。秦朝完成了“天下一统”，建立起影响深远的统治体制和制度，这是历史事实。如何评价这一历史事实，则需要历史的、辩证的、全面的视角。正如周振鹤教授所指出的，历史选择了秦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秦文化是唯一的选择。通过研究秦七刻石等历史遗存，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选择的历史背景、文化逻辑及其深远影响。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和讨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秦朝历史文化的契机。让我们以更加开放、理性的态度，继续深入研究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作者：孙家洲，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