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流散的敦煌丝绸“采”回家

　　2025年年底，一场新书发布会在浙江大学北京研究院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故宫博物院、中国社科院等机构的学者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两部重量级著作的发布——《敦煌丝绸艺术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与《中国丝绸艺术大系》（以下简称《大系》）。

　　这两部著作，代表着中国丝绸研究的两座里程碑：《全集》为一场历时18年的跨国合作精彩收尾，第一次把散落世界的敦煌丝绸在纸上“拼”完整了；《大系》则开启一个更庞大的计划，用10年时间，出版100卷，把全球博物馆里的中国丝绸“家底”摸清楚。而这一天，距离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已经过去了120多年。

　　这，不只是新书发布，更是一场关乎国家记忆的追寻。那些流落海外、脆弱易损的绫罗绸缎，经过中国学者团队近20年的奔走，终于从世界各地的库房里被一件件找出来、拍下来、修复好，在学术意义上“回家”了。

1.补上“缺失的拼图”

　　长期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敦煌研究主要聚焦于两点：石窟壁画与藏经洞文献。而作为丝绸之路最鲜活物证的丝绸，却几乎被学术界遗忘，成了一大研究空白。

　　“敦煌壁画、文献、丝绸，这三者其实是鼎足而立的。”在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看来，这种学术上的失衡是一种遗憾。以往，学者要么埋头文书，要么专攻壁画，唯独藏经洞出来的绢画和丝织品，因为实物太少，一直被冷落。

　　这种忽视的背后，是一段文物流散的痛史。1900年藏经洞开启后，一些国外考察队携走了数以千计的丝织品，它们大多入藏英国大英博物馆、法国吉美博物馆、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等海外机构。国内仅旅顺博物馆与敦煌研究院有部分收藏，精华大多流散。

　　但这块“拼图”不可或缺。在荣新江的解读中，丝绸不仅是实物遗存，更是连接壁画与文献的关键桥梁。壁画暴露于外，色彩千年变迁，而绢画深藏洞窟或库房，颜色仍保持鲜亮，可借此推想唐代壁画的原始风貌。此外，丝绸上记录的供养人信息能与文书对应，工匠的创作、生活场景在文字与图像间彼此印证。唯有将三者结合，敦煌学的脉络才完整。

　　为填补这块空白，自2006年起，浙江大学教授赵丰联合东华大学、中国丝绸博物馆、浙江大学及海外十余家机构组成国际团队，开启了漫长的“寻丝之旅”。

　　这不是简单的拍照存档，而是一场精细协作的学术攻坚。东华大学服装与设计系史论部主任王乐、中国丝绸博物馆技术部主任王淑娟和徐铮等核心成员，多次深入海外库房——在大英博物馆、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和英国国家图书馆，整理了约250件纺织品和400件残片；在法国巴黎，他们与博物馆合作，邀请专业修复师对丝绸进行保护处理，并两度赴法完成资料记录；在俄罗斯、日本以及我国旅顺、敦煌，类似的沟通、记录与研究反复推进，步履不停。

　　历经18年耕耘，随着6卷本《全集》的出版，散落世界的敦煌丝绸首次在学术意义上实现了“团圆”。这不仅填补了敦煌学的一块关键空白，更标志着中国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从早期的“跟跑”开始走向“领跑”。

2.为2000余件珍品做“CT”

　　如果说《全集》是深度聚焦于敦煌一域，那么《大系》便是一张面向全球的学术巨网。

　　这项工程更为浩大——计划用10年时间，调查全球80多家博物馆，整理出100卷图录。此次发布的第一辑共12卷，仅是一个开端，却已收录来自故宫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机构的2000余件丝绸珍品，年代从战国贯穿至近代，规模与分量令人瞩目。

　　为什么要花如此大力气做这件事？因为中国古代丝绸研究，正站在一个从“经验鉴赏”迈向“科学分析”的转折点上。

　　“丝绸太脆弱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苏荣誉说，不同于青铜器的结实，流传下来的丝绸，要么珍贵得像璧玉一样，难得一见；要么就是残片破絮，一碰就碎。很多收藏在海外博物馆的丝绸，入馆时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有的挤在狭小的抽屉里，有的甚至没有一张清晰的照片。如果不进行系统整理，这些文物可能长期“沉睡”库房，直至湮灭。

　　研究方法也得更新。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吴雪杉坦言，以前看卷轴画，博物馆光线暗，肉眼根本分不清绢本是哪个朝代的、怎么织的。“断代常依赖风格分析，容易见仁见智。”他认为，现在的研究很需要“硬证据”。

　　翻开《大系》，这种“硬指标”清晰呈现。每件文物不仅有艺术全貌，更配有显微镜下的高清图像与专业的织物结构示意图。平纹、斜纹、经锦、纬锦……通过严谨的技术分析，文物断代有了更科学的依据。这种“技术艺术史”的研究方法，正在重塑学界对中国工艺美术的认知。

　　“我们常提四大发明，但在工艺美术史上，丝绸与瓷器同样是重大创造。”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尚刚表示，瓷器研究已成体系，海内外名品世人皆知；而丝绸研究却因实物脆弱、资料分散，始终滞后。《大系》全面收录海内外藏品的做法，为研究奠定了极其充实的资料基础。

　　《大系》的“全”，还体现在不挑“长相”，既收录完整华美的袍服，也包含大量残片。“所谓‘全’，正体现在不避残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扬之水强调，很多图录只挑品相好的，但关键工艺信息往往就藏在残片里。赵丰团队把每块碎片都做了组织分析和图案复原，在纸上把断掉的经纬“接”起来，让它变成能用来比对的“坐标”。那些织造数据和结构图，外行看着可能枯燥，但对学者来说，全是宝贝。

3.看得见的“乡愁”

　　北京大学教授董强是杭州人，对丝绸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他曾随团参观法国吉美博物馆，当馆长戴着白手套，与修复师小心翼翼地展开一幅耗费一年多才修复完成的敦煌绢画时，在场的中国学者无不为之震撼。

　　“敦煌文物，是系在中国人心头的一个结。”董强坦言，面对那些流失海外的文明遗珍，中国学者心中总会泛起一种复杂的情感，驱动着一代代学人致力于让文化遗产“回家”。

　　“《大系》一旦出版，这些文物的数字信息与研究成果就回到了中国。”项目团队成员、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特聘研究员王丹认为，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文物回归。

　　曾经，中国学者研究敦煌丝绸，必须远赴重洋，申请调阅，甚至要依赖外文报告。董强曾在三峡博物馆见过一张20世纪20年代的文凭，那是颁发给一位中国留学生的纺织学位证书——当年学丝绸技术，竟要去法国。

　　现在不同了。中国的学术团队将散落全球的丝绸资料汇集、整理，并以中文编目，以中国的学术框架进行界定、分类与研究。“这使得丝绸研究的知识主体性真正回归中国。”董强预见，未来国际学者欲深入研究丝绸，或许首先要查阅这套由中国编纂的权威著作。

　　这种回归，也在悄然重塑学术研究的视角与方法。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杭春晓提到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山东临淄一座古墓曾出土一对绘有图案的贝壳，考古队起初未予重视，将其搁置库房。直到后来发现美国博物馆藏有类似文物，才意识到其独特价值。

　　“这就是学科视野的局限。”杭春晓说，许多文物在单一领域内可能不起眼，但将全球丝绸材料汇聚一处时，材料的“密度”就改变了，原本孤立的碎片便产生了关联。这片残骸上的纹样，或许能解释壁画中人物的服饰；那件袍服的织法，也许可印证史书中的某段记载。

4.为了“一百卷”的承诺

　　这项“寻丝”工程的规模确实浩大，就算在国内也不容易。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主任严勇直言：“很多博物馆根本没有现成的合格照片。”以故宫为例，其收藏的18万件织绣文物虽居世界之冠，但现有影像资料无法满足出版要求，必须协调库房、安保、摄影、修复等多部门，重新进行专业拍摄。

　　在海外，困难更多。每件文物都得协调拍照，每张图片必须达到出版精度，每条说明都得仔细考证。还有语言障碍、制度差异、复杂的版权条款，都是横亘在前的问题。有些博物馆积极配合，有些则需要漫长的沟通与等待。为此，团队成员常年奔波于世界各地的库房、实验室与会议室之间。

　　《中国博物馆》杂志主编刘曙光见过赵丰“拼命”的样子。2024年4月，赵丰为了争取收藏家普利兹克的资料专门飞到美国芝加哥。刘曙光见到他时，他腿脚已经不太利索，等电梯时甚至站不住，干脆坐到地上，笑着说“崴了脚”。后来回国一查，根本不是普通的扭伤，是骨折。刘曙光感慨：“忍着疼这么跑来跑去，不光是因为责任，更是因为他心里装着一个宏愿——把中国丝绸艺术的全球知识体系建起来。”

　　如今，《大系》第一辑12卷已静静置于学者们的案头。这12册厚重图录，只是一个宏伟蓝图的开篇。按照规划，《大系》中国内外藏品约各占一半。未来多年，赵丰和团队还得继续跑，去更远的地方，敲开更多博物馆的门。

　　前路依然漫漫。但学者们翻着还带着墨香的新书，心里是有盼头的。一如织工面对万千经纬，中国学界正以同样的耐心与执着，将一段段断裂的丝绸历史，重新织合成卷。

　　（本报记者 李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