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错误言行暴露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危险倾向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接受质询时声称，若有关方面出动军舰、动用武力，或者对台湾实施“海上封锁”，日本可能将其视为“存亡危机事态”，进而行使集体自卫权，公然将所谓“台湾有事”纳入日本国家安全政策与军事动员框架之中。高市论调严重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冲击战后秩序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充分暴露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遗毒远未根除，披着“正常国家”化外衣的新型军国主义正在日本加速抬头，其动向须引起亚洲国家及整个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军国主义历史遗毒与新型军国主义的现实威胁

　　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在“脱亚入欧”过程中，西方殖民主义与本土武士道精神相结合的产物，是典型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它将军事力量置于国家建设的核心地位，将对外扩张视为实现国家目标的最高手段，为实施侵略而疯狂扩军备战，核心特征是军事至上与霸权主义。它以近代天皇制为中心，构建了以所谓“忠君爱国”为伦理支撑的思想控制体系，通过强调绝对服从与个体牺牲，将整个社会高度军事化。它不仅扭曲了民族情感，催生出极端排外的国家主义，还绑架了自身现代化进程，本质上是一种战略短视的机会主义。它试图通过军事冒险打破国际秩序，最终将国家命运押注于战争赌博，导致了灾难性后果。

　　二战后，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塑造下，日本在制度层面经历了“去军国主义化”过程，通过审判甲级战犯、解散帝国陆海军，将“放弃战争和不保持战争力量”写入宪法，以“经济立国”确立了和平国家形象。

　　然而，制度改造并不等于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彻底肃清。在冷战思维影响下，战后日本大量战犯、被褫夺公职的大批军国主义分子重返政界执掌权柄，军国主义遗毒未能彻底肃清。自20世纪80年代起，参拜靖国神社、篡改历史教科书等问题频发，军国主义历史叙事愈演愈烈，推动日本重新走上强军扩武的老路。这种在侵略历史尚未得到彻底清算的前提下所进行的“战略转型”，不仅削减了促使日本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的内外部压力，也为其不断谋求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埋下了伏笔。

　　进入21世纪，日本政治生态持续右倾化，打着“正常国家”化幌子的新型军国主义思想倾向与政策路径日益清晰，其本质是在刻意渲染外部威胁的基础上，不断把国家战略重心向军事安全倾斜，包括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出台“安保三文件”、大幅提升防卫预算、推动自卫队作战方针向“先制性威慑”转型，发展“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无视冲绳民众和平诉求、强化西南方向军事要塞化等。

　　高市早苗作为极右翼势力代表，其施政方针更是集中体现了这一危险趋势，包括任命前自卫队高级将领担任首相安保辅佐官，使国家安全决策更深嵌入“军人视角”；推进修订“安保三文件”，增加防卫费，修改“无核三原则”，大力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等，反映出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动向。

高市早苗错误言论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背离与挑战

　　是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精神的公然背弃。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论实质是否认中国对台湾地区享有的完整主权，从根本上背离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法理基础。1943年《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包括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地必须归还中国；1945年《波茨坦公告》第八条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同年9月，日本签署《日本投降书》，承诺忠诚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之义务。由此，确定了战后日本疆域和台湾归属的基本法律框架，即台湾回归中国，日本领土范围被严格限定在四个大岛以及盟国认定的几个小岛。因此，日本根本无权将台湾问题这一涉及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内政问题视为可以“出兵干预”的对象。高市早苗以“存亡危机事态”为由，把“台湾有事”包装成日本可以动用武力、突破现有安保框架的“场景”，属于否定上述法律文件的既定安排，动摇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根本基石。这种行径既在国际法上站不住脚，也释放出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颠覆战后国际秩序的危险信号。

　　是对中日四个政治文件所确立涉台法理底线的严重突破。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政府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前提下，明确表示充分理解并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还有在前言中对中方提出的“复交三原则”予以确认，这些均构成日方在涉台问题上的基础性政治承诺和国际法义务。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两国间最高法律形式确认了上述原则精神，进一步明确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和相互义务。此后，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再次重申双方在历史与台湾等重大问题上的共识；2008年，两国发表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确认继续恪守三个文件的各项原则。高市早苗的错误言论，意在突破上述文件与条约所确立的法理底线，把既有承诺视同无物，不仅损害中日互信基础，也严重违背“条约必须遵守”的国际法基本原则。

　　是以国内法否定国际法义务和政治承诺的危险倾向。2015年，日本通过“新安保法”，设定“存亡危机事态”等三种“事态”，标志其安全战略的外向化、进攻性转型。然而，“新安保法”作为日本国内法，不得用来削弱其既有国际法义务，更不能作为干涉他国内政的所谓“法理依据”。高市早苗暗示将“台湾有事”纳入“存亡危机事态”的可能性，企图据此援引“新安保法”进行军事介入，本质上是以国内法架空《联合国宪章》等战后国际法秩序和中日既有政治法律承诺。依据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中日关系须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是日方在涉台问题上必须恪守的底线。然而高市早苗却试图通过“事态”划分，将台湾问题包装为日本可以动用集体自卫权的“法律适用”对象，试图用国内立法对抗并改写国际法和条约安排，本身就是严重违法行径，其危害远超一般政治“失言”，实质上是在冲击战后亚太国际秩序的根本基础。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倾向对地区及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冲击

　　高市渲染“台湾有事”，进而将其界定为日本“存亡危机事态”，意在把台海问题强行纳入美日安保体制适用范围及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坐标体系，推动日本在第一岛链的军事角色由“防御型存在”转向“前沿介入者”。在此逻辑下，日本以“应对危机”为名持续提高防卫费，2026年防卫预算再创新高，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强化西南方向军事部署，解体“无核三原则”，这些势必打破亚太战略平衡，加剧地区军备竞赛，迫使周边国家被动调整安全与军备规划，增加互竞式军备扩张和“安全困境”螺旋上升风险。东海、台海、南海等方向的危机链条也会随之联动拉紧，亚太地区长期积累的合作红利、迄今维持的和平局面将被快速消耗。

　　同时，日本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其国家战略一旦在新型军国主义安全观驱动下发生方向性剧变，相关外溢效应将远远超出地区范畴。一方面，日本若在对外政策中不断强化阵营对抗叙事，将台海炒作为“军事对抗前线”，势必推动军事同盟网络在本地区迅速集聚，挤压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安全机制作用空间，冲击《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和平解决争端原则。另一方面，日本作为深度嵌入经济全球化市场体系的国家，一旦在台海问题上谋求军事化介入，不仅会严重威胁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还将通过金融市场、能源价格、全球航运等管道机制释放全球性动荡因素。由此观之，高市早苗错误言行折射出的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倾向，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不仅可能把亚太重新拖入“冷战式分裂”和阵营对抗的危险轨道，也将对当今世界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发展局面构成结构性、颠覆性重大威胁。

　　（作者：杨伯江 王一晨，分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