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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点评】
耕读传家，把读书当作“第一等好事”，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从2006年中宣部等11部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书》起，我国全民阅读事业历经近二十载发展，逐步完成从社会倡议到国家战略的历史性跨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颁布实施，则标志着全民阅读工作进入了法治保障的新阶段。
全民阅读立法，彰显了阅读在文明演进中的重要价值。中华文明之所以历经数千年而不断流，一个重要原因是以汉字为媒介的阅读传统始终得以延续。阅读不仅被视为个人之事，更被看作教育的重要手段，具有显著的社会性，并通过一套系统化的制度设计予以保障。新中国成立后，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有力提升了国民阅读能力。改革开放以来，大力恢复和发展出版事业，国民阅读能力与视野不断拓展。进入新时代，党中央高度重视全民阅读工作。党的十八大将“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写入报告，“全民阅读”连续12年被纳入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批复设立“全民阅读活动周”，“十五五”规划建议进一步提出“推进书香社会建设”……这一政策发展轨迹，清晰勾勒出全民阅读事业从理念倡导到制度建构的演进脉络。而《条例》的颁布，正是这一脉络上的里程碑，为阅读赋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了更强大的法治动能。
全民阅读立法，是对人民群众阅读权利的有力保障。随着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日益增长，阅读已成为美好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前阅读供给与人民群众的期盼相比，仍存在不小差距，主要表现在优质内容供给不足、阅读资源分布不均衡、城乡区域差异明显，部分地区的阅读基础设施仍较为薄弱。数字化阅读方式的快速发展，也在优质数字内容获取、数字使用能力等方面带来新的挑战。通过立法手段促进阅读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阅读公共服务质量，正是对人民群众阅读需求的积极回应。《条例》针对青少年、老年人等不同群体，进一步明确阅读权益，推动阅读资源向基层和各类群体延伸，使“书为人人”从理念转化为切实的民生保障。
全民阅读立法，是数智化时代坚守阅读价值的迫切需要。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阅读生态面临巨大变革。一方面，数字阅读以其便捷性、互动性和个性化打破了时空限制，丰富了阅读场景与选择；另一方面，碎片化阅读冲击深度阅读、算法推送固化“信息茧房”、娱乐化内容挤占阅读时间等问题也逐渐显现。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连续实施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综合阅读率虽稳步提升，但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增长趋缓。在此背景下，如何在数智化时代守住阅读的本质，推动传统阅读与新兴阅读方式深度融合，构建健康有益的阅读生态，成为此次立法的重要考量。
全民阅读立法，彰显了中国特色和制度优势。从地方实践看，江苏、天津等地已率先出台全民阅读相关地方性法规，为国家层面的立法积累了宝贵经验。从国际视野看，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世界读书日”，30年来已有包括中国在内的百余个国家积极响应。许多国家还通过立法，确立阅读保障和促进机制，明确政府在阅读资源投入、阅读习惯培养等方面的法定职责，形成各具特色的阅读促进体系。我国全民阅读立法既借鉴国际经验，又立足本国国情进行创新，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例如，在推进机制上，构建“政府主导、多元协同、全民参与”的立体模式，明确各方责任，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形成促进全民阅读的合力，建设覆盖城乡的阅读服务体系，让优质阅读资源惠及全体人民。
全民阅读事业的法治化，给出版业发展带来了重要机遇。只有全民重视阅读、参与阅读，出版业才能持续发展、繁荣兴旺。出版界应主动对标《条例》要求，担当作为，将法治要求转化为书香社会的生动实践。应积极做好《条例》的学习宣传，在全社会积极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推动法律规定落地实施，主动对接各级党委和政府，参与地方阅读规划制定，促进阅读工作纳入相关重点安排，推动扶持和保障政策措施落地见效；进一步加强优质内容供给，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出更多标注时代高度、深受读者喜爱的精品力作，为全民阅读提供源源不断的高质量内容资源；提升阅读传播触达能力，推动阅读融入生活场景。此外，还应加快实体书店转型升级，鼓励在公共交通、商业综合体、社区等场所嵌入阅读服务，大力发展网络渠道与数字阅读，满足多样化、多层次的阅读需求。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阅读推广活动，搭建好书与读者之间的桥梁，让阅读成为一种随时随处可及的生活方式。
（作者：冯士新，系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
（项目团队：本报记者 李苑、尚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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