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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廉洁思想内涵丰富，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着重要地位。它并不局限于物质层面的不贪不取，而更指向一种深植于心、外化于行、落实于政的道德完善与精神传承。儒家的“廉”与辨义、守节、律己等修身思想相辅相成，共同塑造儒士向内求索、完善自我的道德自觉。这种道德自觉借助家训、学规与蒙书等教化路径，逐渐升华为社会普遍认同的文化基因，代代相传。儒家重视将内在的道德自觉外化为成熟的廉政规范，深刻影响了历代吏治风貌。重新审视儒家廉洁思想，或可为当代廉政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镜鉴与思想资源。
以“廉”修身
儒家将“修身”视为实现治世明德理想的逻辑起点与根本性前提，提倡“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儒士唯有修正自身的品德心性，才能践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志向。儒家的“修身”本质上是一场向内的道德求索，意在锻造理想的道德品格，而“廉”正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儒家的以“廉”修身与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息息相关。就“利”而言，孔子倡导“见利思义”，认为应详辨利益之来源是否合乎道义，“不义而富且贵”，则“于我如浮云”，形成泾渭分明的道德边界。孟子认为“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在“取”与“无取”之间，通过“取伤廉”间接表明儒士好廉恶取的价值观。孟子还将义利之辨上升到“舍生取义”的哲学高度，当耳目之欲、自然生命与道义冲突时，君子应当舍弃物质层面的“生”，坚守精神维度的“义”。“廉”由不取不义之财，升华为一种根本性的道德抉择。儒家批评唯利是图的庸俗价值观与不择手段的牟利行径，但却不排斥利益本身。于孔子而言，人欲的存在有其正当性与合理性，故君子“欲而不贪”，求利应取之有道、取之有度。基于此，儒家主张去奢就俭，“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推崇节制物欲、安于俭朴的生活方式。
律己内省也是以“廉”修身的重要内容。儒家重视“知耻”，个体能够明辨是非、守廉知耻，即可自觉有所不取、有所不为，达成律己修身的道德目标。与此同时，儒家强调反省，尤其是自我反思。孔子认为“内省不疾，夫何忧惧”，儒士能够时时反求诸己，检寻并修正过错，则无惧立身于世。孟子坚持仁义内在，将个体视作规范自我、践行道德的能动主体。真正的仁义之行并非外力驱使，而是内在德性的自然显发，故个体应时时律己省身，形成道德自觉。
就此而言，儒家的“廉”并非孤立的道德要求，而始终贯穿于辨义、守节、律己等修身思想之中。以“廉”修身、严于律己逐渐成为士大夫践行道德与良知的准绳。
以“廉”化育
儒家廉洁思想的生命力，植根于个体以“廉”修身的道德自觉，而繁盛于社会以“廉”化育的教育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廉洁由道德规范升华为社会普遍认同的精神，并通过家庭、社会教育薪火相传，成为中国代代赓续的文化基因。
“廉”是家风建设的重要命题，古代家训常用廉洁治家育人，以维护家风清正。廉洁常以节俭的生活方式为表征，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中提出“可俭而不可吝也”的观点，勉励子孙“施而不奢，俭而不吝”，不贪不占、守礼知节。贾昌朝作《戒子孙》批判官员苛剥百姓、穷奢极欲的行径，训诫子孙仕官应当守法奉公，以清廉为最，切勿贪图高官厚禄。清代朱用纯的《朱子家训》篇幅短小，却反复申说俭约务实、勿贪勿占的道理，将廉洁守身的观念落实到日常生活。这些家训殊途同归，阐明了贪念可能倾覆家族，唯有洁身自好、清廉自守才能延续家族的治家智慧与生存哲学。
廉洁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教育体系中亦占据重要地位。且不说教学内容中广陈义利之辨，甚至在学规校训中也直接体现出廉洁思想的教育。朱熹编修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将“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作为处事之要，勉励学生摒弃单纯的功利导向，追求道义本身的价值，与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相合。程钜夫鼓励后生笃行朱熹等圣贤的体用之学，“孝弟忠信以养之，礼义廉耻以维之”，塑造健全、清白的道德品格。陈寿祺在鳌峰书院修撰的学规亦反复强调廉洁的重要性。他教导学生端正心术，明辨义利是非，并将谋取非义之利比作“饮酖毒”“聚盗赃”，虽能带来一时之快，但终将招致毁灭性的后果。
蒙学读物是廉洁教育的另一重要载体。故事辑录类蒙书一般通过讲说古人廉洁事迹，启蒙学生清心守廉，如明代萧良有编纂、杨臣诤增订的《龙文鞭影》，以韵分类，以四言行文，言辞简要而意蕴沉厚，收录了“义伦清节”“敬叔受饷”“朱邑爱民”等廉洁故事，广为传颂。谚语歌谣类蒙书则采用对偶短句的形式传播廉洁思想。成书于明清时期的《增广贤文》，汇集了大量廉语格言，如“官清书吏瘦，神灵庙祝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皆朗朗上口，便于传唱。这些读本兼具教育性与趣味性，在口耳相传中将廉洁观念深植于孩童心田，使得“廉”成为一代代中国人共同的文化记忆与道德底色。
敦煌出土文献的写本蒙书中，也保留着大量廉洁教育的内容。知识类蒙书常以历史典故的形式向读者传授廉洁思想，如P.2710的《蒙求》记载了杨震暮夜却金的典故，以启蒙学童效法前贤、一心向廉。德行类蒙书则直接说明廉洁要求，比如S.1920所载《百行章·守行章》云：“守者，贫则守慎，勿共滥人同荣；穷须不亏守志，莫与弊友交游”，说明君子即使困顿贫穷，也应怀揣远志、坚守底线。《百行章》还专辟“廉行章”训廉，如S.1920所载：“临财不争，则无耻辱之患；对食不贪，盖是修身之本”，倡导不争以免患、不贪以修身。
以“廉”为政
以“廉”为政是儒家廉洁思想最直观的道德实践。孔子提出“为政以德”的核心原则，说明道德感召对治国的根本意义，认为践行此道的关键在于正身垂范，强调为政者正直清白、以身作则，臣民才能心悦诚服。孟子进一步将“廉”与“仁政”“民本”思想相联系，提倡“民贵君轻”，反对统治者横征暴敛、中饱私囊。荀子“性恶论”的哲学观使其格外重视“礼”“法”的规范与教化功能，提倡“隆礼至法则国有常”，以礼规训、以法惩处，共同促成“德厚者进而佞说者止，贪利者退而廉节者起”的治理兴象，为廉政提供了制度层面的参考。
事实上，制度层面的保障，恰是儒家廉洁思想以廉自勉、励行廉政的践廉理路外的另一面向。清廉常是人才选任之理据。如汉代推行“举孝廉”，将廉洁视作入仕的重要标准。《张家山汉简·置吏律》进一步规定，若所荐之人因不廉或失职免官，举荐者亦须连坐受罚。以法惩贪、以制保廉是中国历代律法的共同追求。如汉律规定受贿与行贿皆“坐赃为盗”，罪重于盗窃，文帝增设“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的律令，阻绝贪官再入仕途。至明代，律法对受财枉法者量刑极苛，赃至八十贯即处以绞刑，反映出统治者重典治贪的决心。倡廉与惩贪并行，统治者重视树立廉洁典范以引导践廉风气。如汉文帝曾下诏表彰孝悌、力田、三老和廉吏四种嘉行，以“廉吏，民之表”勉励士大夫笃行廉政。
儒家廉洁思想在演变中也化为一系列精要可参的为官箴言。真德秀列“四事”自勉，并以“律己以廉”为首，其下自注：“凡名士夫者，万分廉洁，止是小善，一点贪污，便为大恶。不廉之吏，如蒙不洁，虽有他美，莫能自赎。”吕本中《官箴》开篇即言“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将清廉视作首要之务。清人叶玉屏所辑《六事箴言》专辟“居官”章，多有劝廉之语。如录贺时泰“廉官一铢不苟拾，积之成清白”，勉励官员不取锱铢、洁清自矢；又录周蓼“公生明，廉生威。士大夫若爱一文，不值一文”，强调公正与廉洁，劝诫士大夫摒弃小利、廉明守官。这些箴言将复杂的廉政理念转化为清晰易诵、便于效法的行为准则，促使廉政蔚然成风。
值得注意的是，为官要“廉”但同样强调“能”。《周礼》提出考核官员的“六廉”，其中就有“廉能”。蓝鼎元反对“庸廉”，认为不能将廉洁简单等同于“空守清苦”。为官要廉洁，同时也要有治政能力，“廉者不贪人财，能者实心办事”。“廉”是为政之本，“能”是为官之要，两者结合才能治国平天下。
在儒家廉洁思想的熏陶下，中国历史上也涌现出许多优秀典范。东汉的杨震以“四知”暮夜却金，明臣海瑞恪守“俸薪外丝毫不侵”，康熙称许于成龙为“天下廉吏第一”，这些士大夫以廉洁为圭臬，推行廉政，渐成士林典范。其人其事在后世的传颂中逐渐升华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象征，既反哺丰富了儒家廉洁思想，又成为激励士人恪守清廉的精神资源。
（作者：杨祖荣，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福建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