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与治理之道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一般被视为中医理论体系的奠基性著作，但作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其影响绝非囿于中医学，而是遍及诸多理论领域。从治理的角度来探讨《内经》的治理思想、治理之道，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方向。这个角度是《内经》自身理论建构的基础内核之一。即其表面观之，“黄帝”之名本身就蕴示其与治道之间的亲缘关系——黄帝乃上古五帝之首，治理政事本其首务。虽然《内经》是否黄帝亲作、其成书过程等还存在一定争论，但即使是托古之作，这种成于“黄帝”的定位也明显表达了追慕“上医医国”的期许。即其内容观之，“求民之瘼，恤民之隐者，上主之深仁”（《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黄帝”治理政事论及疾病、“按循医事”实属自然，这是使“百姓无病”“子孙无忧”的“圣人之术”的必然要求，而进一步从治理之道重新来审视“治病”之道，则可进一步发掘其理论辐射价值。在《素问》和《灵枢》中，黄帝均明确追问了“上以治民，下以治身”（《素问·天元纪大论》《灵枢·师传》）之道，治病、治身不再仅是民事之一端，而是与治民、治国产生了更深层的关联，即在思维上可以同频共振、在理念上可以互相贯通，实现“以之治身，可以消患于未兆，施于有政，可以广生于无穷”（《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的效应。《内经》更是将这一贯通境界描述为“精光之道，大圣之业”（《素问·灵兰秘典论》）。

“治之若何”：

治理的原初追问

  不管是从治理政事的新角度，还是从治身、治病的常规视角，都表明“治”应是《内经》的核心理念。事实也确实如此，在《内经》中，“治”字凡600余见，所讨论的话题广泛涉及治理问题的理论前提、方法模式、目标导向等多个层面。《内经》对“治”之问题的反复追问值得注意——“治之奈何”“何以治之”“治之何先”等是黄帝与岐伯等讨论问题时常见的提问方式——如何提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提问的方式和角度，往往直接决定理论的个性和品格，在提问的过程中，问题本身已经内在地构建着理论自身的致思旨趣。

  当然，《内经》的重要不仅在于提出了问题，更在于将解决问题同等看待，在这种问答的展开模式中，为解决问题而层层推进，“回答”愈发详尽。故而，这一围绕“治”展开的种种提问与回答，开启并丰富着《内经》关于治理问题的关注和反思，以“为何治”“如何治”“以何治”等问题不断引领和充实中医理论之骨架。从“治”的角度切入，深入探讨治病、治身与治国、治世关联互通如何可能的理论论述及思想机制，有助于从《内经》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

“上以治民，下以治身”：

治理的方法论

  治理方法论是《内经》思考治理问题的一个重点。诸如“治有轻重”“治有缓急”“治病必求其本”“正治”“反治”“顺治”“三因制宜”“标本论治”等均是《内经》在治道方法论上的具体观点，反映着《内经》的治疗观。具体言之，可概括为治病求本、标本兼治、司外揣内、系统调治、贵乎防变、知常达变、因异制宜、以平为期等，这些治道方法论的思考从治法层面予以总结，就构成了后世中医治法学的理论基础。

  聚焦到治国理政的维度，《内经》治理之道也有非常明确的理论指向。据不完全统计，《内经》共提到“国”10次、“治国”3次、“治民”5次、“黄帝在明堂”/“黄帝坐明堂”共4次、“政”90次、“民”146次、“百姓”10次，等等，这反映出《内经》论“治”的对象本就十分广泛，涵盖民与百姓、国与家、彼与此、小与大等多维层面，并不限于治病一隅。超越具体的论治对象而观，在论“治”的底层逻辑上，《内经》也给出了“惟顺而已”的一般性结论：“夫治民与自治，治彼与治此，治小与治大，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顺而已矣。”（《灵枢·师传》）“论气之逆顺也”表明其立论前提，是以中医气本论为基础的。不能离此本原之气来论“治”，气在各层面呈现内容不同，在人，则脉气、胃气各异，在国，则礼俗、民气可知，所谓“顺者非独阴阳脉，论气之逆顺也，百姓人民皆欲顺其志也”（同上）。总之，均为气化流行，故应顺气而为，为治国与治身提供了统一性论证。“气有高下，病有远近，证有中外，治有轻重，适其至所为故也。”（《素问·至真要大论》）元气一元论的本体基础决定了《内经》论治的方法论，从气论层面探究，才能真正理解中医治道的方法论缘由。

“十二官者，不得相失”：

治理的思维模式

  《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将黄帝在身-国之间的紧密关联表达的很有代表性，称“在昔黄帝之御极也，以理身绪余治天下……乃与岐伯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垂法以福万世”。从“近取诸身”来获得对国家治理的结构性启示，揭示出《内经》治理智慧的一个重要方面。但须知，身-国之间的辩证互动，并不仅仅是治身对治国的启示，也包含着以治国来辅助理解治身的一面。这辩证的两方面在《内经》中都有所体现。如“夫胸腹，脏腑之郭也。膻中者，心主之宫城也。胃者，太仓也。咽喉小肠者，传送也。胃之五窍者，闾里门户也。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也。”（《灵枢·胀论》）此处所论正是用治国理政的思维来理解对身体的认知，是上古社会探索身体秩序时的重要思路，柏拉图《理想国》也以城邦的结构来类比灵魂结构，这些都是借助治国家、社会治理来内求身体秩序的治理之道。

  用治国之道来类比治身，是因为早期政治智慧的发展比医学更为先进和深厚。当然，在以治国喻示治身的过程中，必然也将以治身反哺治国。《素问·灵兰秘典论》“十二官”的经典论述，用君主之官、相傅之官、将军之官、中正之官、仓廪之官等十二官守来论述心、肺、肝、胆、脾胃等十二脏器的功能原则，实则其间渗透着身国之间的交互为喻，可以引生以身喻国的理解及意义延伸。其一，身体的自然之道，同样可用以阐发、论证治理之道，比如君主合法性的作用，君主治理国家就像心脏驱使身体一样，就具有了天经地义的合理性，正所谓“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素问·灵兰秘典论》）其二，身体由此成为思考国政的出发点，正如“天地阴阳，取稽于身。故布五正以司五明。十变九道，稽从身始。五音六律，稽从身出”（《鹖冠子·度万》）所表达的意思，“通过身体而思”逐渐成为思考治理问题的出发点，“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吕氏春秋·审分览》），“身国同治”成为其思考模式。这些都进一步反映出《内经》蕴含治国理政智慧的理论价值。

“治国惟道”：

治理的原则根据

  治国一定会涉及健康治理相关领域，愈疾治病是为政者必然关注的基础性问题。黄帝思考问对有“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灵枢·九针十二原》）同样地，治病可以反哺治国，在前述思维模式层面之外，《内经》还上升到道的层面予以阐释：“岐伯曰：明乎哉问也，非独针道焉，夫治国亦然。黄帝曰：余愿闻针道，非国事也。岐伯曰：夫治国者，夫惟道焉，非道，何可小大深浅，杂合而为一乎。”（《灵枢·外揣》）黄帝本非欲问治国，但岐伯一再结合治国、治天下来讲，这种回应明显是自觉之指引，黄帝本应以治理政事为旨归；同时，也指出二者具有内在共通的基础，治国惟道，“非独针道焉，夫治国亦然”，治病之道亦可用于治国之道。

  不过“至道在微，变化无穷”（《素问·灵兰秘典论》），问题是如何更好地把握好变化之道。“圣人之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必有明法，以起度数，法式检押，乃后可传焉。”（《灵枢·逆顺肥瘦》）以“十二经水”说为例，“经脉十二者，外合于十二经水，而内属于五脏六腑。”（《灵枢·经水》）天人相参、国身相应，人有经脉，国有经水，均可称为水道，其意一也。水道有大小、深浅、广狭、远近等不同，但都有其大数、常数，都有其源泉和内外相贯之道。既是水道，纵横交错、流动不息，就可能出现类似的问题，对人而言，水不调则得病，对国家而言，水患为治国理政之大患。中医理论总结出很多调水、补水、排水、祛湿、升降、浮沉等理念方法，国家治理层面治理水务水患，可以充分汲取中医治水之道，相与调度、因势利导、合而以治。正是《内经》对“治国惟道”作出深刻定位，对“明法”“度数”“法式”有明确认识，在后世才能源远流深，逐步归结出“医道通于治道”之论。

“治未病”：

治理的根本追求

  从治理目标看，《内经》追求的是顺天应人、不治而治，强调养生保健，以不得病为上、以把握先几为要。《内经》对此多有强调：“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是故上工之取气，乃救其萌芽，下工守其已成，因败其形。”（《灵枢·官能》）这一治理理念对中医后世理论影响深远，成为后世医家普遍认可和追求的价值目标。“治未病”强调的是“防”之于“治”的前提性意义，可从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愈后防复三个层面予以理解，与之相应，在具体落实上应时刻注重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防微杜渐、固本培元等原则。

  作为治道目标“至治”状态的一个“元”思考，《内经》进一步将治理之道推进到了“不治”层面，即治身、治世为了达到不治——不需要治，才是中医学的最高追求。“阴阳和平之人，居处安静，无为惧惧，无为欣欣，婉然从物，或与不争，与时变化，尊则谦谦，谭而不治，是谓至治。”（《灵枢·通天》）用“不治”来定位“至治”，由“治未病”到“不用治”，昭示出健康的自觉教化才是医学的根本追求，也是治道的最高追求。

  总之，《内经》对“治”的不懈追问，有助于澄明中医治道理论的源头活水，彰显中医治道以元气为本、一气贯通为理论基础的重本、重通、重调、重防等理论特质。在身体与国家之间、在内在系统与复杂系统之间，《内经》关于治身与治国的双向互诠，启示我们可以用治国思维来理解治身，亦可用中医理论来探究治理之道。对《内经》治理之道的探讨，让我们认识到“上医医国”并非某种口号式设想，而是具有系统化的理论探索和阐述，应加以深化和拓展研究。

  （作者：程 旺，系北京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国家中医药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