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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饲养古已有之，但宠物成为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则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在那之前，宠物史研究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仅零散出现于西方社会史、文化史的相关研究中，主要关注宠物作为社会地位象征的角色与作用。20世纪70年代后，伴随西方史学的“文化转向”“语言学转向”以及“动物转向”，宠物史学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开始受到关注。1974年，动物史学者查尔斯·菲尼亚斯博士在《社会史杂志》提出历史学家应重视近代社会的宠物研究，并预言宠物史学将会成为社会史研究的下一个潮流。此后的几十年间，关于宠物史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宠物史研究逐渐走向兴盛。
历史学家之所以对宠物史研究感兴趣，一方面是受到社会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以及动物史学等新史学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动物权利保护运动、宠物消费文化兴起等都客观上推动了学者关注并探讨宠物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角色，以及人类与宠物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宠物饲养是西方现代性中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结果。艺术史家约翰·伯杰认为，宠物作为现代家庭的一部分，既是消费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现代性异化的体现。通过养宠物，家庭成为消费社会的缩影，并通过这些象征性联系与外部世界产生疏离。大多数宠物史研究者接受这一观点，并用“补偿理论”来解释宠物饲养的兴起。他们认为宠物之所以变得普遍，不仅是因为宠物弥补了近代以来城市化进程加速导致的人类对大自然的疏离感，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人与自然直接接触的需求。在快节奏、高压力的城市生活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淡化，而宠物成为人们与自然之间的一种联系纽带。这不仅有助于缓解城市生活中的孤独感，还能提供心理上的舒适和满足感。
作为西方史学的分支，从本质上说，宠物史研究的主题应是书写人类与宠物之间关系互动的历史。但是，实际上由于对宠物界定的认知不同，研究者们容易陷入“哪些动物是宠物？”“近代以前有宠物吗？”等争论中。这种争论源于菲尼亚斯博士对宠物饲养原因的总结。他将城市化、中产阶级和核心家庭的兴起，以及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扩张列为西方社会宠物饲养的原因，以致探讨宠物与西方现代性的关系成为宠物史研究的主流范式。
主流范式之外，仍有诸多围绕宠物认知而展开的讨论。一些学者试图表明宠物早在步入近代社会之前就已经存在。比利时历史学者莉莉安·博德森在《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宠物饲养》一文中指出，“在古典时代，养宠物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现象”。博德森还认为宠物饲养中蕴含的“感情”不应再被视为一种独特的近代现象。伦敦大学学院凯瑟琳·梅克尔博士在《中世纪的宠物》一书中认为生活在中世纪的动物同样符合近代宠物的定义。
承认古代有宠物的说法受到质疑。加拿大温尼伯大学迈克尔·麦金农教授认为尽管古代确实存在饲养宠物的情况，但将其与近代文化联系起来时应保持谨慎。挪威卑尔根大学英格维尔德·吉尔赫斯教授认为，希腊—罗马社会并不是一个类似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宠物饲养社会。因此，建议在讨论古代人类与动物的关系时完全避免使用“宠物”一词。这些学者认为古代并不存在真正的宠物，将宠物与近代社会关联起来仍然构成他们宠物叙事的主题。
大部分研究近代宠物的学者都认同怀疑论者的观点——即近代之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宠物。大多数关于近代宠物的研究都以此为出发点。这些研究致力于解释“近代宠物饲养的兴起”，其目的是展示近代世界的发展如何引发了“西方文化中特定家养动物地位的显著变化”，即人与特定家养动物的关系不再以人类的剥削为主，而是以关爱和陪伴为特征。
宠物饲养与西方现代性之间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所偏好的“宠物”的严格定义，不仅影响了宠物史研究者的研究方法，而且影响了宠物史的书写。此外，受西方史学理论转向的影响，宠物史研究体现出鲜明的跨学科特点。宠物史与文化史、情感史、城市史、环境史、医疗社会史、经济史等有着不同程度的交叉与融合，从而诞生了诸如宠物情感史、宠物文化史、宠物环境史、宠物经济史、宠物医疗史等研究领域。
需要指出的是，很长一段时间内，宠物史书写并没有突出强调主人与宠物之间所体现的显著互动，而是将宠物作为解释人类社会历史变化的工具，关注宠物饲养如何反映了人类历史社会内部的变化。以宠物情感研究为例，杰基·哈维在《动物伴侣：人类与他们的宠物》一书中从文学、艺术和考古学证据出发，探讨了人类与生活中的动物之间的复杂联系，同时对人类与宠物之间最悠久的情感关系提出了新的见解。但作者明确指出该书探索的历史不是宠物的历史，而是人类作为宠物主人的历史。同时，历史学家更倾向于将宠物与近代历史发展联系在一起，往往围绕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构建叙事，而非专注于宠物饲养本身。宠物史学之所以重点关注宠物饲养与社会变革的关系，与将宠物视为某种象征而非“真实”动物的观念有关。与传统社会中动物承担实际功能并融入日常生活不同，现代社会中的宠物更多承担象征性和情感性的角色，成为家庭文化和个人经历的一部分。这一转变与社会变革密切相关。宠物史学试图通过研究宠物饲养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进而揭示社会变化与人类情感需求的演变。
美国丹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英格丽德·塔戈在《动物伴侣：18世纪英国的宠物与社会变迁》一书中，将宠物的传播与英帝国的崛起、消费文化的出现以及启蒙运动带来的知识革命等变革联系起来，致力于解释新兴宠物饲养文化如何反映这些变革。美国康涅狄格州三一学院凯瑟琳·凯特教授《十九世纪巴黎的宠物饲养》一书认为宠物饲养的普及与资产阶级文化的兴起密切相关，饲养宠物不仅是资产阶级对其独特生活方式的展现，也是对“现代性问题”和他们所创造的“冷漠世界”的回应。伦敦大学简·哈姆雷特教授和杜伦大学朱莉·斯特兰奇教授合著的《宠物革命：动物与近代英国生活的形成》一书则追踪了过去两个世纪英国人对宠物的热爱，展示了宠物食品、药品和商店等宠物经济是如何爆炸式发展的，并认为宠物从根本上重塑了我们的现代生活。总之，在现代宠物史学视域中，宠物被视为人类对自然支配关系的副产品。相关宠物史学论著对宠物与人类之间的实际日常互动以及这些互动模式如何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改变关注较少。
尽管宠物与西方现代性关联的书写范式成为主流，但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提出疑问。人类学家对宠物饲养是近代社会独有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即使在狩猎采集社会中，人们也常常以与近代宠物相似的方式对待动物。因此，宠物并非近代社会结构性发展的副产品。如果宠物史书写仅与现代性进行关联，那么宠物史研究的视野将会变得非常狭隘。但是，大多数宠物史研究者并不对动物的存在感兴趣，也未能揭示人类与动物互动关系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
进入21世纪后，动物史学已经对传统宠物史研究范式提出新挑战。部分历史学者开始意识到宠物史研究需要更广泛的宠物定义，去揭示人类与宠物之间互动关系的复杂性。宠物史学不能再将宠物仅视作人类生活中某种“更深层次问题”的简单反映，而需要视宠物为真实的与人类产生复杂关系的动物。这种研究范式有助于书写人类与动物亲密关系的新历史，同时也预示着宠物史学未来研究的新方向。
（作者：肖文超，系曲阜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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