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就是年

  腊月二十八是母亲的生日，好记，隔两天就是大年三十。临近过年，正是村里人最忙碌的时候，舂米面、做豆腐、熏腊肉、煮米酒等，都得在年前完成。这些活儿，母亲总要亲自张罗。常与母亲抬杠的父亲这段时间也收敛了，里里外外地给母亲当助手。在这样的节奏里，家人根本无暇给母亲过生日。

  平日里父亲说话有些糙，不中听，其实心里是充满温情的。母亲的生日不能按时过，他总是不踏实。父亲往灶膛里添了些柴块后，与灶台前的母亲唠起话来：“这几天忙乎着，我看干脆把你的生日往后推两天，就大年三十过，正好满桌子的饭菜，一家人好好陪你。”在这个青瓦覆盖的小屋里，父亲的话就是规定，说出来就会落地生根。母亲只顾着忙，没说什么，浅浅地笑了笑，算是应允了。就这样，父亲一句话，把母亲的生日推到了大年三十。此后，对于我们兄妹来说，年有了别样的意义，成了一年里最美的期盼——在我们心里，母亲就是年。

  乡村的年饭总是在掌灯时分开席。随着一阵鞭炮声响起，堂屋里的八仙桌摆上了饭菜，都是刚出锅的，冒着腾腾热气。烛光摇曳，灯火可亲。忙得够呛的母亲终于坐了下来，成了年夜饭的主角。父亲给母亲满满地盛上一碗米饭，寄寓明年的日子圆圆满满。我们兄妹争着往母亲的碗里夹菜，祝她生日快乐，说声“妈妈辛苦了”。母亲笑意盈盈，激动得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她的眸子里荡起晶亮的涟漪，渐渐从眼眶漫出，她连忙用衣袖擦去泪水。那年月没有生日蛋糕，但母亲的面前有除夕夜的满桌子饭菜，这让乡村的生日宴有了仪式感。

  我们点的蜡烛是父亲熬更守夜用灯草做成的，易燃耐烧。刚点上，欢快跃动的火苗就把屋子照得一片亮堂。一家人在烛光中吃着，说着，笑着。父亲劝母亲喝一口酒，说过生日又是过大年，不喝点酒说不过去，我们兄妹见状也起哄。母亲便轻抿一口，脸呼啦一下红透了。我们都笑母亲，母亲说是烛光把脸映红了。笑声中，一朵大大的灯花在烛光的簇拥中闪现，父亲放下酒杯叫我们看爆灯花。没过一会儿，“嘣”的一声脆响，烛光包裹着的灯花粲然炸开，爆出的串串烟花如缤纷的落英。我们兄妹高兴地拍掌：“大年三十爆灯花，妈妈生日笑哈哈。”烛光中，母亲脸上的笑是那么灿烂，也像一朵又红又大的灯花。

  用完年夜饭，我们兄妹就去院子里玩起鞭炮。堂屋里的炭火燃得正炽，整个屋子暖意融融。母亲没有闲着，为了让孩子们大年初一都换上新衣服，她找来针线篓，在烛光下给新衣服上扣子。一针针，一线线，再晚也要干完。我记得有一年初一，我穿上新衣服后才发现扣子上反了。母亲边笑边说：“都怨你们叫我喝酒，上扣子时眼都花了。”

  后来，我们家从村里搬到了小镇，但多年没有改变的是，母亲的生日仍在大年三十过。2014年除夕，是母亲七十岁生日。过年那天我还在离家三十公里的县城上班，直到傍晚时分才赶到家中。那时父亲已去世多年，母亲也因腿病靠双拐代步，多数时间都在床上度过。过年就是生日，妻子给母亲买了两件棉衣，母亲很喜欢，早早地穿在身上，一脸幸福地等着我回家一起过年。

  大年初二，母亲要我送她去舅舅家住几天。那时，去舅舅家的公路刚通车，此前母亲因腿脚不便，有近二十年没回“后家”了。没想到，那几日母亲因为太兴奋，竟忘了服降血压的药，又没按时休息，导致脑出血突发，倒在了舅舅家。当我赶到时，母亲已深度昏迷，抢救也无济于事。

  火化那天，我把陪伴母亲后半生的两根拐杖留了下来，其余物件都化作青烟。

  生死两茫茫，转眼间母亲离世已十来年。每到过年，我就会想起母亲的生日。吃年饭时，我会将母亲的双拐放在餐桌旁，然后为她盛上满满的一碗米饭，和过去一样，陪母亲过生日。

  （作者：胡启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