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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贞观是清初著名词人，不仅与纳兰性德、曹贞吉并称“京华三绝”，而且更与陈维崧、朱彝尊并称“词家三绝”。顾贞观所作的寄吴兆骞《金缕曲》（季子平安否）和《金缕曲》（我亦飘零久）两首在他的词作中尤其突出，不仅成为其词作中流传最广、被选入词选次数最多的作品，而且《金缕曲》的故事，也不断地被提及和述说。词人选择什么样的词牌进行创作，或出于兴之所至随意选择词牌，或因互相酬唱、次韵而有固定的词牌，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具体到顾贞观创作《金缕曲》送给友人吴兆骞而言，词牌的选择，并非随意为之，而是有他选择的必然性，《金缕曲》的创作一直有纳兰性德的身影存在。
一是顾贞观对纳兰性德作《金缕曲》表达友情的一种回应。康熙十五年（1676），早已去职离京多年的顾贞观，受到吏部尚书纳兰明珠的聘请而入都（顾贞观与纳兰明珠在康熙五年，同在内三院任职，彼时顾贞观任内国史院典籍，明珠任内弘文院学士），遂与纳兰性德相识。据邹升恒《梁汾公传》记载，二人相识后，“晨夕唱和，契若胶漆”，很快成为挚友。就在二人相识不久，纳兰性德为顾贞观小像题词《金缕曲·赠梁汾》（德也狂生耳），其中有“遂成知己”“青眼高歌”“共君此夜须沉醉”等语，均是表达知己之情。
顾贞观同样认为纳兰性德是知己，他在寄吴兆骞信札中言“顷得一知己”（张廷济《秋笳馀韵》二编卷上），所言知己正是纳兰性德。而且在纳兰性德去世后，顾贞观为其所写《祭文》中更详细叙述了二人的情义：“每戆言之数进，在总角之交，尚且触忌于转喉，而吾哥必曲为容纳；洎谗口之见攻，虽毛里之戚，未免致疑于投杼，而吾哥必阴为调护。此其知我之独深，亦为我之最苦。……吾哥既引我为一人，我亦望吾哥以千古。”（纳兰性德《通志堂集》卷十九附录）由此可见二人的友情之深厚。
如果孤立地看，仅仅是词牌相同，还不能就此论断顾贞观所作受纳兰性德影响。但因为纳兰性德所作在前，顾贞观所作在后，前后时间相距不久，而且同样是表达朋友之情，其相互之间的关联就非常明显。可以说，顾贞观用《金缕曲》寄吴兆骞表达友情，是受到了纳兰性德《金缕曲》词的影响，也是对纳兰性德《金缕曲》表达友情的回应。
二是顾贞观希望借《金缕曲》友情的书写感动纳兰性德，以实现其营救吴兆骞的目的。吴兆骞因顺治十四年（1657）江南科场案受到牵连，连同父母兄弟一起被发配宁古塔。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吴兆骞的父母兄弟遇赦南还，顾贞观有诗《喜吴宏人兄弟放还有怀汉槎》两首，其中有“何年吴季子，生入玉门关”“遂有南归日，终伤北望情”，表达出盼望吴兆骞归来的思念之情。正如顾贞观在康熙元年（1662）寄吴兆骞信札中言“但世无相救如孟德其人者，即努力加餐，凉风天末之词，皆虚语耳。谁非友朋，而患难不相顾，戚属不相保，弟何面目以怜才惜别等语，诳汉槎于数千里外耶”“倘有机缘可乘，为汉槎作生还之计”（吴兆骞《秋笳集》附录五《寄吴汉槎书》）。可见，为了营救吴兆骞入关，顾贞观是认真且积极行动的。然而从康熙元年至与纳兰性德相识，顾贞观的营救计划一直未能如愿。与纳兰性德的相识，相信顾贞观除了得一知己外，也认识到营救吴兆骞有了新的希望，因为不仅纳兰性德是康熙的亲近侍卫，他的父亲明珠更是康熙重臣。
据顾贞观《弹指词》所收这两首词的补记记载，当纳兰性德看到顾贞观寄吴兆骞的《金缕曲》二首时被感动，并答应营救吴兆骞。其中有“此事三千六百日中，弟当以身任之，不俟兄再嘱也”，由“再嘱”可知，顾贞观在作词之前就曾向纳兰性德提出营救吴兆骞的请求，但纳兰性德应该是没有答应，不然不会有“再嘱”这样的用语。纳兰性德直至此时因顾贞观的这两首词而被感动，才有了如此的承诺。不久之后，纳兰性德同样作《金缕曲·简梁汾》（洒尽无端泪），其中就有“绝塞生还吴季子，算眼前、此外皆闲事”，再次表达营救吴兆骞的决心。因此，可以说顾贞观选择《金缕曲》，一方面表达了与吴兆骞的友情，一方面也借这两首词达到了感动纳兰性德，以助力营救吴兆骞的目的。因为顾贞观在《致汉槎书》中曾告诉吴兆骞：“容兄自丙辰以来，即身任为吾兄作归计，姜京兆、戴侍中，皆其所托。从此望气者意中亦遂有汉槎。”（张廷济《秋笳馀韵》二编卷上）可见，顾贞观作《金缕曲》之后，营救吴兆骞入关的行动有了纳兰性德的大力支持。
三是体现顾贞观与纳兰性德“独抒性灵”的词学旨趣。顾贞观寄吴兆骞《金缕曲》是在康熙十五年冬，次年四月，顾贞观在寄吴兆骞信札中称“顷得一知己，同选今人词”（张廷济《秋笳馀韵》二编卷上）。顾贞观提到的选今人词就是指编纂《今词初集》。可见顾贞观与纳兰性德相识不久就开始了词选的编纂。从康熙十五年冬至康熙十六年（1677）四月，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若不是顾贞观与纳兰性德二人在词学上有一致的观念，编纂词选是万不能如此迅速的。
杜诏在所作《弹指词序》中认为“若《弹指》则极情之至，出入南北两宋，而奄有众长”，强调顾贞观词的“极情”。至于纳兰性德，严绳孙评纳兰词以“蕴藉流逸，根乎性情”（纳兰性德《通志堂集》卷首），强调纳兰词的“性情”。陈维崧认为“饮水词，哀感顽艳，得南唐二主之遗”（王昶《国朝词综》卷六），更是将纳兰性德看作南唐二主以个人真情取胜的传人。这些点评，都是强调二人词作的抒发真“性情”。正如鲁超《今词初集题辞》中言“容若旷世逸才，与梁汾持论极合”，后人将顾贞观与纳兰性德并论时，同样强调“性情”。如毛际可在《今词初集跋语》中论二人以“舒写性灵”，谢章铤曾在《赌棋山庄词话》卷七评论纳兰性德词道：“纳兰容若成德深于情者也。……情致与弹指最近，故两人遂成莫逆”。这都说明二人有共同的词学主张。
就顾贞观的这两首《金缕曲》而言，正体现了二人“性灵”“深情”的一面。沈雄的《古今词话》引沈偶僧对《金缕曲》的评价就是“叹其多情，于词亦无欲尽之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金缕曲》“纯以性情结撰而成，悲之深，慰之至，丁宁告戒，无一字不从肺腑流出，可以泣鬼神矣”，都是强调认可《金缕曲》“多情”“性情”，即性灵的抒写。也正因为词学旨趣相同，《金缕曲》才被选入他们编纂的《今词初集》之中。
总之，《金缕曲》不仅是顾贞观对纳兰性德同题之作的回应，而且借《金缕曲》感动纳兰性德，为营救流放的吴兆骞入关得到助力支持，更是其与纳兰性德共同主张词学旨趣的代表。《金缕曲》虽为寄吴兆骞而作，但却处处有纳兰性德的身影存在。
（作者：王先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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