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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字”是中国古代识字读本，和“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同为蒙学读物。长久以来，“三百千”作为蒙学教材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而对于“杂字”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对相杂字”是附有版画插图的“杂字”的总称，通过绘画与文字的对照，使字词的“形”与“义”更加浅显易懂。可以说，这类读物不仅是小型的工具书，更是一本可供欣赏的画册。
现存的“对相杂字”主要为清代至民国时期刊印，依照排版方式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每页刻印约32组图文对照杂字，目前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版本为“乾隆五十五年重刊本”。第二种每页刻印约12组或16组图文对照杂字，典型代表为仇村开益堂梓行的《对相四言杂字》。第三种插图较大，每页约有4组或6组图文对照杂字，以西安南院门树德堂在光绪乙亥年新刻的《新绘图形杂字》为典型代表。每种类型的“对相杂字”又分为木版印刷和石版印刷，清代出版的多为木版印刷，民国时期则以石版印刷为主。
这种配有生动插图的书籍，清代文学家曹雪芹、现代文学家柳青及版画家古元等都曾参与编撰。鲁迅在1934年发表的《看图识字》中便强调了“对相杂字”版画插图的审美价值：“记起幼小时候看过的《日用杂字》来……虽然名物的种类并不多……然而很活泼，也很像。为什么呢？就因为作画的人，是熟悉他所画的东西的，一个‘萝卜’，一只‘鸡’，在他的记忆里并不含糊，画起来当然就切实。”
艺术表达之生动，是“对相杂字”版画插图的重要特点。清代至民国时期的众多坊间刻本“对相杂字”，突破了主流文人绘画的审美观念和题材限制，刻工们以刀代笔，以真实而生动的艺术图像诠释书中字词，实现了模式化图像的个性化表达。其中，清代雕版印刷因多选用质地细密的枣木或梨木，使得作品呈现出精致细腻的雕刻面貌，阳刻与阴刻相互映衬，形成了极富美感的黑白韵律，带有浓重的“木味”与“刀味”，已初具现代版画的审美特征。
试看树德堂版《新绘图形杂字》第5页插图，画面中大部分动物形象都采用阳刻表现，但其中的狗与猪以阴刻塑造，牛、乌龟、螃蟹则采用阳刻与阴刻相结合的手法描绘。黑白分明的线与面相互交织，呈现出古朴、苍劲、明朗的艺术风格。阳刻与阴刻交替运用的典型例子还有木刻版“对相杂字”中的植物形象。如《绘图庄稼杂字》中的棉花，其茎部采用阴刻，花冠则运用阳刻，在清晰区分出植物各部分结构的同时，增强了作品的层次感和视觉张力。
清末民初，石版印刷技术传入中国并得到广泛传播，影响了中国上千年的雕版印刷模式。包括“对相杂字”在内的众多蒙学读物逐步由木版印刷变为石版印刷，上海鸿文书局、育文书局、广益书局、昌文书局等都印行此类书籍。
石版印刷技术大大提高了图像印制的精细程度，“对相杂字”也从原本一页三排或四排的图文布局逐步变为五排、六排，甚至八排。同时，新技术的应用也带来了插图艺术风格的转变。如民国十九年发行的《国音看图识字》的第11页插图，画面主题同为各类动物，但其形象主要以线条塑造，带有明显的手绘风格。细细观之可发现，创作者采用了密集的线条表现颜色较深的动物，如黑熊、乌鸦、猩猩等，使其呈现出丰富的肌理感，犀牛与老鼠的塑造甚至运用了西方素描的排线手法。可见，彼时的版画插图创作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西方绘画理念与技法，呈现出崭新的风貌。
“对相杂字”作为图文结合的蒙学读物，承载了丰富的历史记忆和厚重的文化底蕴。通过这些书籍，我们可以从一个特别的视角去了解彼时中国的社会面貌与文化习俗。时至今日，书中那些别具韵味的插图依然传递着美的价值，亦为当代蒙学读物的创作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作者：刘益春，系西安美术学院版画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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