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之宗盟”申义

一

  《春秋左传》隐公十一年：

  春，滕侯、薛侯来朝，争长。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后之。”公使羽父请于薛侯曰：“君与滕君辱在寡人，……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寡人若朝于薛，不敢与诸任齿。君若辱贶寡人，则愿以滕君为请。”薛侯许之，乃长滕侯。

  滕国姬姓，与鲁同宗，始封祖为周之卜正；薛国任姓，与鲁通婚，始封祖为夏之车正。滕侯、薛侯同时朝见鲁侯，二国争先。薛侯欲以封国先后为序，滕侯欲以同姓异姓为序。鲁国根据“周之宗盟，异姓为后”的原则，得以说服薛侯，遂使滕侯为先。这桩史事所涉及的“周之宗盟”成为讨论周代政治制度者不可回避的话题，但自东汉以降，学者对于何谓“宗盟”辨难不休，迄无定论。历代学说约有七种：

  其一，东汉贾逵释“宗”为“尊”，宗盟即尊盟。其二，东汉服虔释“宗”为宗族，宗盟即是同宗之盟。其三，西晋孙毓据《周礼·诅祝》云“作盟诅之载辞，以叙国之信用，以质邦国之剂信”，遂以“宗”为职官名，宗盟即是宗伯之官所主持的盟礼。其四，清儒皮锡瑞认为会盟须祭祀方明，方明即是“六宗”，指天地与四方之神。祭祀方明可以谓之“宗祀”，先宗祀而后结盟，故谓之“宗盟”。可见皮氏是以“宗”为祭祀之名，宗盟意为祭祀方明六宗之盟。其五，清儒俞樾训“宗”为“主”，宗盟即是主盟。又据杜预《春秋释例》云“斥周而言，谓王官之宰临盟者”，遂认为“周之宗盟”意为由王官之宰主持的诸侯会盟。其六，杨伯峻据《周礼·大宗伯》“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认为“宗”也是会同之别名，宗盟即是会盟，别无深意。其七，于薇训“宗”为宗庙，宗盟即是宗庙之盟。又认为周之宗盟包括西周王朝治下的所有诸侯国，王朝依据“异姓为后”的原则，确立了西周国家内部所有诸侯国的贵贱秩序，因此宗盟是王朝赖以维持封国秩序的基本制度。

  上述七家各骋其说，莫衷一是，唐代孔颖达主编《左传正义》则独取服虔。孙毓曾质疑服虔：“同宗之盟则无与异姓，何论先后？若通共同盟，则何称于宗？”意思是称“宗”即限定了同姓的范围，若为同宗之盟则不当有异姓，若为同姓、异姓杂盟则不当称同宗，两者不可兼容。《正义》则为服虔辩护道：“天子之盟诸侯，令其奖王室，未闻离逖异姓，独与同宗者也。但周人贵亲，先叙同姓。以其笃于宗族，是故谓之‘宗盟’。鲁人之为此言，见其重宗之义。执其‘宗盟’之文，即云‘无与异姓’。然则公与侯燕，则异姓为宾，复言‘族燕’，不得有异姓也。孟轲所云说《诗》者‘不以辞害意’，此之谓也。”意思是周王室与诸侯之盟固然兼有同姓、异姓，但由于王室之盟特别重视姬姓同宗诸侯，盟会的班序始终以同宗为先，所以称之为“宗盟”乃是一种笼统的表述。

  《正义》批评孙毓拘泥字面意义，反而以辞害意，这恐怕不足以令孙氏心服。《礼记·大传》云：“同姓从宗，合族属；异姓主名，治际会。”《左传》襄公十二年云：“凡诸侯之丧，异姓临于外，同姓于宗庙，同宗于祖庙，同族于祢庙。”此即异姓不同宗之证。正因为孙氏的质疑具有一定合理性，所以后世学者纷纷另辟蹊径，以避开“宗族”与“异姓”的文字矛盾。于是在孙毓之后又涌现出皮、俞、杨、于诸家之说。

二

  笔者认为，将“宗盟”解释为同宗之盟并无不妥。关键在于，在“周之宗盟”的特殊语境下，“同宗”的内涵超越了一般意义的同姓宗族范畴。今人钱宗范、巴新生在服虔“同宗”说的基础上，将“周之宗盟”指向周代宗法制度，则较《正义》之说更为合理。钱宗范认为“宗盟”是在西周宗法分封制度上建立起来的基于血缘关系的政治联盟，周王和同姓封国之间形成父子兄弟叔侄关系，和异姓封国国君之间形成舅甥姑表兄弟关系，所以周王由周族的族长变为天下之大宗。这个“宗”以周王为核心，包括同姓诸侯和异姓诸侯，这是周代推行宗法分封制度后所产生的特殊制度。巴新生则认为周王不是通过联姻，而是通过“赐姓、胙土、命氏”的方式将所有同姓、异姓诸侯都纳入到西周的宗法秩序中来，从而建立了宗盟。不仅姬姓诸侯称周王室为宗周，异姓同样这样称呼。宗盟不是普通的宗族联盟，它以宗法制为范式，把异姓贵族纳入其政权结构，是周人在政权组织形式上的创举。

  钱氏将“宗盟”与宗法分封制度联系起来，又用姻亲血缘关系解释同姓、异姓同宗，颇有道理。不过这种说法只能解决同姓和异姓的问题，不能解决庶姓诸侯的问题。《周礼·司仪》云：“南乡见诸侯，土揖庶姓，时揖异姓，天揖同姓。”郑玄注：“庶姓，无亲者也。异姓，婚姻也。”《毛诗正义》云：“礼有同姓、异姓、庶姓。同姓，王之同宗，是父之党也；异姓，王舅之亲；庶姓，与王无亲者。”庶姓诸侯未与王室联姻，则无血亲纽带，岂王室与诸侯会盟，同姓、异姓则称“宗盟”，有庶姓在则不称“宗盟”？巴氏也是基于宗法分封立论，而以赐姓、胙土、命氏的机制来解释异姓同宗。这个意义上的“异姓”其实包含了异姓和庶姓诸侯，似较钱氏之说为严密。

  合观钱、巴二家之言，周王朝通过联姻、赐姓、命氏、胙土等血缘和类血缘手段，将一切同姓、异姓、庶姓诸侯在法理上纳入到周朝的政治统治秩序之中。这使得周天子成为天下诸侯共同的宗主，所以无论姬姓诸侯还是异姓诸侯，都称周王室为“宗周”。这个“宗”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同姓之宗，而是宗法分封背景下超越姓氏族群范畴的“大宗”。换言之，前者是血缘伦理意义上的“宗”，后者是政治伦理意义上的“宗”。

  所以在古人眼中，天子是全天下的宗主，王室是全天下的宗室。《荀子·强国》云：“夫桀、纣，圣王之后子孙也，……天下之宗室也。”《战国策·秦策》云：“周，天下之宗室也。”《诗经·大雅·板》“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毛传云：“王者，天下之大宗。”这都说明，三代政治不论同姓、异姓诸侯都奉天子、王室为宗。不仅如此，在诸侯国内，一国之君也是封国之内所有同姓、异姓共同的“宗”。《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云：“有若问于孔子曰：‘国君之于百姓，如之何？’孔子曰：‘皆有宗道焉。’”意思是国君与国内百姓之间也有政治伦理上的宗法关系，这跟天下诸侯与天子之间的宗道是同一原理。对于西周实行宗法分封的结果，王和先生说：“周天子成为天下共主，海内大宗；诸侯成为封国内的共主，卿大夫的大宗；卿大夫成为贵族家族内部的共主，众庶子的大宗。其目的在于使周统治集团内部尊卑关系制度化，明确不同等级贵族间的权利和义务，强化人们的角色意识。”所以宗法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使得天下宗族的权利最终汇集到周天子一人身上。

三

  “宗”字本义为祖先，引申而有本源、根本之义。《管子·水地》云：“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祖先是后嗣的根本，天子是列国的根本，诸侯是百姓的根本，就好比水是天地众生的宗室。管子的这个譬喻正可以解释这个超血缘的“宗”。既然周王室为天下之宗，那么由周天子或王官所主导的一切会盟自然称之为“周之宗盟”。而这个“周之宗盟”固然包括了姬姓诸侯和一切异姓或庶姓诸侯。在这个以周王室为宗主的宗盟之内，为了保持姬姓诸侯的优势和凝聚力，凡是朝聘、会盟等涉及尊卑先后秩序的政治活动中，一律规定以姬姓为先，异姓为后。如果将“异姓”区分为有姻亲关系的异姓和无姻亲关系的庶姓，则庶姓又在异姓之后。这是宗盟制度的核心特点。鲁国秉承周礼，所以据此原则来平息滕侯、薛侯争先之事。薛国与王室未通婚姻，故滕侯称薛为“庶姓”；薛国与鲁国有婚姻之好，故鲁侯称薛为“异姓”。若泛言之，则异姓、庶姓无别。总之，“宗盟”的本义就是同宗之盟或宗室之盟，但在王朝政治的语境中，“宗盟”囊括了王朝治下的同姓、异姓诸侯。有见于此，我们便不会再因同宗是否同姓而疑惑了。

  鲁僖公二十八年践土会盟，《春秋》曰“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可见会礼是以爵之尊卑、国之大小为序。而践土之盟是王子虎奉周襄王之命主盟，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庭，《左传》载其盟书云：“王若曰：晋重、鲁申、卫武、蔡甲午、郑捷、齐潘、宋王臣、莒期。”可见盟礼的班序乃是姬姓在前，异姓为后。齐、宋虽是大国，降在郑、卫之下，这无疑就是春秋时期的“周之宗盟”。

  鲁僖公二十九年，王子虎盟诸侯之大夫于翟泉，《春秋》曰“会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又鲁宣公七年，王叔桓公涖诸侯之盟于黑壤，《春秋》曰“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又鲁定公四年刘文公会诸侯于召陵，盟于皋鼬，《春秋》曰“公会刘子、晋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国夏”。这三场会盟，会礼皆以爵之尊卑、国之大小为序，不知其盟礼的次序，而既然都是王官主盟，想必也与践土之盟同属于“周之宗盟”，盟礼当以同姓、异姓、庶姓为序。

  （作者：吴柱，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