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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时，伴随着“国学热”，先是大学生对汉服表现出浓厚兴趣，而后大众也将目光投了过来。现如今，二十余年过去，这股热潮似乎没有褪去，且呈方兴未艾之势。
如果就“汉服”两字溯源，它曾出现在《辽史·仪卫志二》中：“会同中，太后、北面臣僚国服；皇帝、南面臣僚汉服。乾亨以后，大礼虽北面三品以上亦用汉服；重熙以后，大礼并汉服矣。常服仍遵会同之制。”清代谈迁《北游录·纪闻下》记载：“辽史，太宗德光入晋后，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其汉服即五代晋之遗制也。”这里所说的“汉服”，是指中原传统礼服。另外，近代徐珂在《清稗类钞·服饰》中写道：“高宗在宫，尝屡衣汉服，欲竟易之。一日，冕旒袍服，召所亲近曰：朕似汉人否？一老臣独对曰：皇上于汉诚似矣，而于满则非也。乃止。”以上两处“汉服”，是按民族对服装进行划分。还有一些点明汉服的文字，如明代文震亨《长物志·衣饰》“至于蝉冠朱衣、方心曲领、玉佩朱履之为汉服也，幞头大袍之为隋服也，纱帽圆领之为唐服也……”这里是按朝代来论服饰。虽有上述记载，但综而观之，直接谈及汉服的古籍并不多。
我们现在说的汉服，和几十年来说的唐装，以及根据清代旗女袍服创造的改良旗袍，都指的是在西服东渐之后，国人追寻区别于西方、具有民族特色的服饰，以此来显示我们的文化血脉。因此可以说，今天所认定的汉服，指的是中华民族典型的服装样式或风格。它集中了中国汉、唐两代的服装特征，又沿用了宋、明的服装款式与纹样。
如今，穿着汉服的人虽多，旅游业发展带动的汉服展演虽盛，但人们对汉服的来龙去脉与文化内涵却知之甚少。
近来，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王方送给我《汉服的形成——东周秦汉服饰的考古学研究》（以下简称《汉服的形成》）一书，让我眼前一亮。这种内容的研究，在当前真是太需要了。
翻阅这本数十万字的考古学论著，首先感动我的是作者在资料采集方面下的大功夫，密密麻麻的参考文献名目说明了该书的严肃性和可信度。作者主要选取东周与秦汉的服饰作为研究对象，但书中也谈及西周，这是必然的。《周礼》《仪礼》《礼记》所记载的服饰制度，是西周时期已经形成的。书中所说的深衣，虽是战国时期典型式样，但《礼记》中已有“深衣篇”。“深衣篇”言明：“古者深衣盖有制度”，如“制，十有二幅，以应十二月。袂圆以应规，曲袷如矩以应方，负绳及踝以应直，下齐如权衡以应平。”紧接着，该篇又说明了这些制式与圣人、先王、父母特别是天地的关系。这不正是中国传统服装的灵魂所在？一个“深”字，既囊括“上衣下裳”的秩序，又彰显了先民“衣者隐也，裳者障也”以为“蔽体”的意识。
我曾从事中国服装史教学、研究近半个世纪，出版了一些著作。但是，我没有田野考古的经历，只是在《人类服饰文化学拓展研究》专著里设了“服饰考古学”一章，因此便觉，相比这本书，那十万字只是泛言，没有如这本书里的纯正考古学论证。
《汉服的形成》重点研究秦汉时期汉民族服饰的考古发现与主要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秦汉时期汉民族的服饰文化。尤为可贵的是，书中专设“秦汉时期边远地区的服饰文化面貌”一章，这是以往研究的弱项。从中我们可知，其实秦汉时期边远地区的服饰文化与中原地区紧密相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书中还大胆提出“东周服饰文化的二元格局与深衣体系的建立”以及“秦汉服饰的三段式发展”等论断，这是以现代学术理念分析历史文化根源及其状貌，亦是难得。
该书中，“西汉中期服饰的趋同化发展”“西汉晚期至东汉服饰的稳定化拓展”两部分显然有独到之处。关于“汉服”与“楚服”的主要差别，以及两者的文化渊源，当今鲜有研究先例。这说明，作者力求探究汉服在与其他区域服饰相互影响中逐步形成的过程。这些，正是服饰文化研究所需要的。只有众同道分别从考古学、社会学、哲学、心理学、艺术学等诸学科出发，才有可能使我们的传统服饰文化彰显其厚重的历史与璀璨的魅力。期待有更多好的著作助力汉服文化传承下去。
（作者：华梅，系天津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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