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江流域的城市与文化

  中国历史上的盛唐时代，不仅盛产诗歌和文章，也是长江流域城市发展和文化繁荣的重要时期。唐代的长江流域城市，不仅人口繁盛、交通繁忙、商业发达、社会富庶，也是文化、教育、学术、文艺繁荣发展的高地。本次讲座将在史念海、李学勤、邹逸麟等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唐代长江沿线的城市和文化进行研究和阐释，力图为大家再现古代中国城市发展历程中的一条重要脉络。

唐代长江流域城市的发展

  关于唐代长江流域城市的总体情况，我们主要可从两方面来了解。一是唐代长江流域的城市，因其依长江黄金水道而建的区位优势，普遍呈现人口众多、规模较大、经济繁荣的状态。以人口为例，除了成都、扬州等唐代中心城市，其他城市如襄州、宣州、润州、常州（治所在今江苏常州市）、苏州和婺州（治所在今浙江金华市）等，人口也都超过了十万户。二是在唐代的长江流域，形成了一个覆盖上中下游、干流和支流的巨大城市网络体系。正如历史地理学家邹逸麟先生所言：“长江及其主要支流沿线有成都、荆州、鄂州（今武昌）、潭州（今长沙）、岳州（今岳阳）、江州（今九江）、洪州（今南昌）、襄州（今襄阳），等等。”此外还有位于长江上游的渝州、嘉州，位于长江中游的沔州（治所在今湖北武汉市汉阳）等，它们共同构筑起唐代万里长江上的城市走廊，并成为推动古代农业文明向更高形态演化发展的重要地区。

  这些依江而建、因江而兴的唐代城市，不仅有力支撑了大唐王朝的政治统治，也丰富了人们对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理论认识。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唐代，长江流域城市完成了从“政治型城市”向“经济型城市”的转型发展，成为推动中华文明发展和古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核心力量；二是关于唐代长江流域城市兴盛的原因，除了受战乱破坏较小、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快速增长等之外，以长江与大运河为骨架构建起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是唐代长江流域城市发展最重要的“硬件条件”；三是区域文化的崛起和良性发展，特别是区域内对文化教育的高度重视以及人才的层出不穷，不仅直接推动唐代长江流域城市走向高度繁荣，也为其繁荣一直延续至今打下了深厚和持久的根基。

  这里先谈前两个方面。

  首先，就中国古代城市的总体空间布局看，与黄河流域城市主要为“政治型城市”并在“安史之乱”后一蹶不振的情况不同，自唐代开始，长江流域的城市顺利实现了向“经济型城市”的转型，由此也重构了古代中国的城市体系和功能体系。

  关于城市的起源及早期形态，中外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城市起源于政治和军事需要，即“政治型城市”；二是认为城市起源于市场和商贸需要，即“经济型城市”。一般认为，在古代社会，前者不仅在时间上早于后者，地位也较后者更为重要。在西方城市发展史上，到了工业革命以后，城市的经济属性和功能才逐渐成为主体。但实际上，由于“政治”和“经济”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中外城市在功能上必然是综合性和多样化的，至少包含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功能，因此，在“政治型城市”和“经济型城市”之间，存在着相互转化与内在统一的辩证关系。从城市发展史上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大都经历过从“以政治功能为主”到“政治、经济功能并重”再到“以经济功能为主”的演化历程。这是由城市的本质和规律决定的，只有这样，城市发展才能满足居民在政治、经济、人文等方面的现实需要。

  受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影响，中国古代城市同样起源于政治、军事、防卫等需要，在东方亚细亚社会的大环境中，这一点表现得十分突出。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曾说：“中国初期的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但由于城市中集聚了大量的人口，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充满了消费的欲望，因此城市必然具有市场、交换和贸易等经济功能。中国早期城市主要属于“政治型城市”或“军事型城堡”，其向“经济型城市”或“工商型城市”的转型发展，不仅需要一定的历史机遇，也需要一定的区域条件。而这两方面的结合，恰是在唐代完成的。一方面，唐代中国经济中心南移，使长江流域城市出现“经济功能日益凸显、政治功能日益减弱”的变化，为长江流域城市主体功能的转型创造了历史契机；另一方面，唐代以来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造成了“全国最发达的工商业城市已南移至长江流域”的现实，为长江流域经济型城市的崛起提供了现实空间。因此，与唐代黄河流域城市纷纷毁于战乱不同，长江流域城市则实现了从“政治功能与经济功能两元并存”到“经济型城市为主和政治型城市为辅”的转型升级，这既符合城市的自然发展规律，也符合唐代政治统治的需要，改写了中国古代城市“倚重北方”的体系布局和“侧重政治”的功能结构，为此后长江流域城市长盛不衰、充满活力和创造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交通是城市的大动脉，无论是人类文明的起源，还是世界上很多著名城市的发展，都是因江河而建、因水运而兴的。就此而言，当时的以长江和隋唐大运河为主干、连通国内乃至国外的水运交通体系，可以说是唐代长江流域城市崛起和全面繁荣的首要因素。

  关于唐代的城市，古人有“扬一益二”之说。扬即扬州，益即益州（今成都）。扬州和益州，均位于古代中国的经济富裕区，在唐代以前也都取得了较好的发展。但它们成为唐代数一数二的城市，则是借助了长江和大运河构成的水运体系。扬州由于独得长江和大运河之利，因此成为唐代第一大城市。益州则由于只能间接借助大运河的交通便利，所以屈居第二。首先，扬州和益州都是典型的长江流域城市，也都因长江黄金水道而兴盛起来。就益州而言，正如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说：“论益州的交通道路，长江应该属于首位。万里长江，益州最居上游，沿江各处皆能达到，就是位于尾间的东吴，也有船舶经常来到成都。”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也指出：“成都是剑南道最大的商业城市，长江水道将蜀地的农产品、手工业产品源源不断地运至长江流域其他地区和广大的北方”。可知因江而建的地理位置，对于益州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就扬州而言，在地理位置上比益州更加优越，史念海先生认为：“扬州位于邗沟入长江之处，隔江就是江南河的起点。地理形势促成当地的繁荣昌盛。长江航运可以直溯到益州治所的成都，扬、益两州更可互相交往呼应，相得益彰。”同时，其交通综合优势也更加明显。李学勤先生也说：“由于扬州地傍东海，坐落在长江和大运河的交汇处，兼有海运、江运、漕运之便，加之长江流域各地贡赋先运集至扬州，扬州遂成为一个巨大的贡赋转运的集散地，这里的商品经营、对外贸易十分发达。”概括而言，尽管扬州益州均为长江流域城市，但扬州因地处长江和大运河交汇处，比益州有着更为发达的交通体系，也有着辐射海内外的广阔腹地，因此必然要成为唐代第一大城市。一个最耐人寻味的细节是，不仅当时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物资都要通过扬州来运转，甚至益州也是如此，即所谓“益州远处西蜀，漕粮却源源顺江水而下，至于扬州转入运河，再行西上”。在某种意义上，这与隋唐大运河的重要地位密切相关。大运河虽是一条人工运河，但对于古代封建王朝经济而言，它比很多自然江河还要重要。因为它串联起我国众多东西走向的河流，从而形成了一条贯通全国各地的水运交通网。

  在唐代主要得益于长江的城市，除了益州，还有作为中游首位城市的荆州，其与下游的扬州和上游的益州，堪称唐代长江流域三大区域中心城市。荆州本为古九州之一，也曾做过唐代的南都。因数次以江陵为治所，故也常被称为江陵。关于荆州（江陵）在唐代长江流域城市中的重要地位，史念海先生曾说：“江陵位于长江的中游，可以控制长江中游的航运。江陵又是由长安南下，直至湘中、交、广等处必经的途径。唐时人所说的‘西尽巴蜀，东包吴会，南极百越，北际周韩’，正是这样的意思。”这与扬州、益州都是因占据地理位置之便而发展起来是完全一致的。

  此外，在唐代同时得益于长江和大运河的城市，除了扬州，还有苏州、常州、润州（今镇江）等，由于“既得长江之便，又得运河之利”，它们都是唐代的知名的大城市和商品集散中心。对上述城市进行深入观察和理性总结，可得出关于唐代长江流域城市的一些基本认识：首先，这些城市由于在长江黄金水道上占据了有利的交通位置，在人口、财富、商业、手工业、服务业等方面很容易完成集聚，并由此发展出行政、市场、贸易、交流等方面的城市功能；其次，城市人口的不断集聚、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行政级别的不断提升，也反过来推动了长江沿线“从自然地理向经济地理”“从农业地区向城市化地区”“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演化跃升，并因此带动长江流域城市发展到更高的水平；再次，长江黄金水道千百年来的畅通无阻，为长江流域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由此构建了长江与长江流域城市相互促进的良性机制。在此基础上，长江流域不仅在空间上构建了均衡分布、充满韧性的城市体系，也在时间上形成了一脉相承、传承有序的绵延关系。

文化和人才是长江流域城市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也是影响城市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之一。城市是天生的经济体，也是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车间”，因此，作为城市本质与核心功能的文化，比较容易在城市研究中被忽略掉。

  唐代长江城市的繁荣发展，除了当时开明的政治和开放的国策之外，文化和人才是重要因素。这是因为，城市是人的城市，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最终决定了城市的物质形态和精神存在。无论是文学史上素来受到赞誉的“盛唐之音”，还是代表着唐代城市主流和最高发展水平的长江流域城市，实际上都离不开唐代文化及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对长江流域城市与文化的互动机制进行研究，有助于走出“经济决定论”“人口决定论”“交通决定论”等比较狭隘的理论框架，以系统视角全面认识长江流域城市。

  在大历史的视野里，自四千年中原王朝的核心地位确立至隋唐以前，黄河流域城市也曾经历了三千年的繁荣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占据主流地位的中原文化的有力支持。而长江流域城市之所以不能与黄河流域城市相比，则与在此时期中国文化“南弱北强”的总体发展格局密切相关。关于这一点，在学界已是共识。如刘师培先生说：“三代之时，学术兴于北方，而大江以南无学。魏晋以后，南方之地学术日昌，致北方学者反瞠乎其后。”实际上，在长江流域城市超越黄河流域城市之前，就出现了一个可以称之为“长江文化超越黄河文化”的变化。在学术方面，如刘师培先生说：“中原甲姓避乱南迁，冠带之民萃居江表，流风所被，文化日滋。”在社会方面，如李学勤先生说：“在北方经济因战乱等原因受到摧残破坏而停滞不前的状况下，长江流域经济的空前繁荣受到唐王朝的极大重视，进而成为唐王朝的衣食命脉，同时也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兴盛。与此同时，中原大量知识分子南迁，长江流域文化在经济高度发展的前提下，在地区整体文化素养普遍提高的土壤中，萌发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呈现出勃兴局面。”总体上看，经过南北朝漫长的分裂和割据时期，以隋朝为序曲，至唐宋两朝，随着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也包括南宋政治中心的南移，古代中国的文化格局随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南宋朱熹对此曾感慨说：“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反为天地之中？”

  与长江流域城市的发展一样，长江流域文化也经历了漫长的成长历程，且具有更加明显的渐变特征。关于古代中国的文化空间格局，主要有“六大区系”说和“七个文化圈”说。前者由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即“一、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区；二、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区；三、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区；四、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区；五、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区；六、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区。”后者为李学勤先生提出，认为东周时代中国形成了七个文化圈，即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齐鲁文化圈、楚国文化圈、吴越文化圈、巴蜀滇文化圈以及秦文化圈。比较可知，两说所指的地理空间与文化形态大体一致，表明中华区域文化自古就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和良好的传承关系。在“六大区系”中，有两个位于长江以南；在“七个文化圈”中，有三个位于长江以南，说明此一时期的长江流域文化尽管在不断发展，但总体上仍弱于黄河流域。这种“南弱北强”的态势和格局，在此后又延续了数百年。

  自秦汉至魏晋南北朝，长江流域文化与黄河流域文化在局部互有消长，出现了“黄河流域日衰而长江流域日新”的趋势，这与此一时期古代中国政治、经济、人口等“由沿东西向转移”演化为“沿南北向转移”的历史进程是高度一致的。在某种意义上，中原世族大家的“衣冠南渡”，是推动长江流域文化发展最重要的力量。这是一个持续数百年的“渐变”过程。在东汉西晋时期，如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等文化名流，都是中原人士，而长江流域只有江东地区的陆机、陆云等，表明此时的长江流域文化还远不能与黄河流域文化相抗衡。这一时期在长江流域形成的文化中心，也主要是继承了汉代东都洛阳的文化衣钵。以长江中游的荆州为例，如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杨华教授所言：“东汉末年，中原板荡，文化中心洛阳残破不堪。当时刘表控制荆州，在其治所襄阳聚集了数以千计的来自‘关西、兖、豫’的‘学士’。荆州人文学术之盛，一时代替洛阳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在长江下游的建康（今南京）也是如此。历史学家唐长孺先生说：“永嘉乱后，大批名士带着正是由他们推动的新兴思想、文艺渡江而来，于是文化中心由洛阳迁到建康。”但相对于政治、经济和人口的变化，文化转移和社会变迁要更加复杂、曲折，其“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也缓慢、艰难得多。正如《隋书·地理志》所称：“自晋氏南迁之后，南郡、襄阳，皆为重镇，四方凑会，故益多衣冠之绪，稍尚礼义经籍焉。”这一时期的长江流域文化，还处在对黄河流域文化的接受、消化和学习过程中。

  有唐一代，不仅是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水岭，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变迁的重要界碑。其转折点即“安史之乱”。自此以后，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说：“中国南北文化的布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黄河文化日趋衰落，长江文化蒸蒸日上，并逐渐确立了中华文化的主导地位。”同时，和唐代长江上中下游出现了成都、荆州、扬州三大中心城市一样，在长江流域文化方面，也形成了三个内涵深厚、富有活力的区域文化，即上游的四川文化、中游的江汉文化和下游的两浙文化。这充分说明了城市和文化的相互依存关系，即长江流域发达的城市离不开长江流域同样发达的区域文化。

  人是文化的主体。唐代长江流域城市中的历史文化名人，是长江流域文化发展的杰出代表。如在长江上游的“四川文化区”，主要包括益州、梓州、绵州、阆州、泸州等城市。唐诗是唐代文化最重要的代表，少年李白曾隐居于今四川江油大匡山，后“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成为一代诗仙。杜甫于“安史之乱”后入蜀，在今成都市青羊区结草堂而居，创作了被称为格律诗之最的《秋兴八首》。唐代蜀地其他的诗人还有很多，如陈子昂、薛涛等。如在长江中游的“江汉文化区”，荆州与襄州是该地区的中心，荆州治所江陵以文教发达著称。襄阳自古是长江中游重镇，其进入新旧《唐书》列传的人物，有张柬之、杜审言、孟浩然等13人。在长江下游的“两浙文化区”，包括苏州、湖州、常州、润州、杭州、越州、婺州等重要城市，其人文之盛，蔚然大观，以苏州为例，其进士人数在50人左右，居南方各州之首。而进入新旧《唐书》列传人物的也多达41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和长江流域的城市一样，长江流域的人才也一直长盛不衰。我们以明代为例，正如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所说：“全国人才分布的总形势是东南最盛，中原次之，西北西南最为落后。”

  概而言之，唐代长江流域的城市繁荣和文化发展，主要原因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去寻找。外部的原因主要是“安史之乱”，由此导致了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城市和文化要素从黄河流域大规模转移到长江流域，长江流域承接了黄河流域数千年的文明和文化成果。内部的原因则是“江山代有才人出”，长江流域对黄河流域先进的文化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尤其是把最重要的资源和精力投入到文化教育和人才培养上，从而为当时长江流域城市繁荣和文化持续发展提供了更为深厚且持久的动力。